法国大革命中的祖国崇拜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京东,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诞生了现代性的爱国主义,也创造了新的政治象征。祖国祭坛及其饰物、铭文与仪式作为秩序革新的标志,在时间与空间、政体与国体的不同维度扩展开来。由此形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体系,塑造了“祖国”与“爱国”之间的象征性权力。象征体系使人们看见、相信,继而选择一定的观念、实践与政治生活。从祖国祭坛出发,大革命既更迭了一种语言符号系统,又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一个民族国家。民主革命的“共和国”、民族革命的“法兰西”与象征革命的“祖国母亲”从此结合,催生出一种普遍一致的爱国情感。它形成了革命时代的祖国崇拜,也成为后革命时代公民宗教的一部分。它既致力于塑造公民身份,培育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又巩固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共识,融入现代生活的公共记忆里。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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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性的政治思潮中,爱国主义拥有一套广泛流行的政治修辞,“热爱祖国”“保家卫国”“精忠报国”等已然成为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常识。然而,学术界对“爱国主义”的考察却相对欠缺。①尽管哈贝马斯、麦金泰尔等人的研究已有涉及,②但抽象的理论往往遮蔽了政治生活中的爱国主义现象,后者作为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普遍性存在,最初诞生于法国大革命。1789年后的法国既普及了“祖国”“同胞”“爱国主义”等新名词,又创造了三色旗、自由帽、祖国祭坛等新事物,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它们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形塑着当代社会的政治共识与国民记忆。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③的基础上,考察法国大革命中的祖国崇拜及爱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以1790-1793年的法国联盟节(la Fête de la Fédération,1880年后成为国庆节)为核心,一方面考察爱国主义的表述系统,理解革命语境中词汇、概念与话语结构;另一方面,推进关于政治象征的研究,通过符号与象征体系来解读爱国主义的政治现象。这既可以对现有的爱国主义理论提供历史性的补充,又能为当代爱国主义的政治现象学考察找到合理依据。

       “祖国”的象征物

       1790年6月5日,巴黎市长巴伊(Jean Sylvain Bailly)在向国民议会宣读他的联盟节计划时,提议建造一座祖国祭坛。他开头就说:“一种新的事物秩序(ordre de choses)兴起了,它即将革新整个王国的所有地区和系统。”④所言非虚。彼时,这类新事物早已遍布全法各个地区,人们纷纷推倒旧时代的国王塑像,在其基座上树立起形色各异的祖国祭坛,其设计、装饰连同附带的象征物,一起构成了崇拜“祖国”的原始图腾。

       在弗洛伊德、涂尔干等人看来,象征物之于政治社会的重要性在于它同祖先之间的神圣关联,这种关联极有可能内化为共同体认同的一部分,并时常以“返祖”的形式重新控制一个时代的思想。⑤1790年初,弗朗孔维勒(Franconville)的第一座祭坛就是复原了古罗马的“祖先祭坛”(l’ara Patriae des Romains)。⑥后者在库朗热看来是罗马政权的原点:建城者用故乡的土块代表先祖之地,用它们在新址上搭建祭坛、燃起圣火,脚下的土地就是“祖国”(patria)。⑦当然,复兴古罗马仅仅是革命初期祖国祭坛的寓意之一,更多的象征物折射了一种新的“祖国”形象。例如,弗朗孔维勒的祖国祭坛有罗马式的束棒斧銊,居中位置有一支近6米长枪,上面顶着象征革命的“自由帽”(bonnet de la Liberté,又称小红帽、弗里吉亚帽)。

       起初,作为各地自卫性联盟运动的宣誓道具,祭坛及其附属物带有一定的地方与军事色彩,各地在用料、造型、装饰方面差异显著。⑧这既反映了各地的差异,也折射了革命阵营的内部分歧。尽管围绕祭坛宣誓的初衷是对付贵族、保卫革命成果,但自发的武装行动因地而异,私自武斗、军队与卫队互伤、掌权贵族与夺权平民恶性冲突的现象也随之而来。⑨倘若按传统的政治象征理论来加以解释,各地的特色祭坛无法导出一种连贯的“行为-权力”模式,也不太能从政治心理学的受众来分析情境。⑩莫里斯·阿居隆对革命象征物的研究更有借鉴意义,他将“共和国女神”的形象置于革命的各个阶段,象征物关联着政治斗争,“政权及其组织形式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新旧象征体系的更迭”。(11)而在这种整体性的权力变化尚未完成之时,象征物所负载的政治理念势必是多元的。即便如此,祖国祭坛在各地的出现还是营造了一种整体爱国的政治气氛。

       然而,7月14日巴黎的祖国祭坛就与地方版本有所不同。方形柱座的四面刻有四个主题的浮雕:第一面是自由女神高举着“宪法”,下方的“法兰西”手握地球与丰裕之角(corne d’abondance),身边是“艺术”与“科学”;第二面是战士围着祭坛宣誓,一旁附有誓词;第三面,自由的天使宣读革命的箴言:“平等”和“法律”;第四面,两队天使吹响号角,宣告“民族”“法律”“国王”对祖国的献祭。(12)这种设计显然是有意为之。面对不受控制的地方联盟运动,全国联盟节既可以收编各地的国民卫队和地方武装,又能将贵族、教士、平民间的仇恨转为祖国祭坛下的友爱誓言,形成全国各地、万众一心、共同宣誓的神圣时刻。这在6月5日后的众多议会文件中表露无遗:7月7日的祭坛设计方案就要求一切创意都应以向祖国致敬出发。(13)借助于祭坛上的象征物安排,人们一方面将地方特色、政派分歧的元素排除。另一方面,对“一个法兰西民族”的主题加以强化。这不仅消弭了中央与地方之别,还将共和主义的价值与民族-国家的归属统一打包,类似安排也见之于同时期的各类版画。(14)

       此外,象征物的使用与增减既是政治权力调和区域、派别、阶层分歧的手段,也是政权变动与政治发展进程的标志。比如1792年,大量出版的诗歌、版画、宣传册都以“祖国在危急中”为主题,祭坛也成为战争动员、战士宣誓与军队出征的道具。这一年的联盟节上,各省都植一株白杨(peuplier),谐音象征着“人民”(peuple)的崛起。祖国祭坛的一侧是代表旧制度的封建树,上面挂着主教帽、贵族纹章、盔甲、绶带、王冠、头饰等旧社会事物,准备一把火烧掉。另一侧是金字塔式的阵亡将士墓,上面刻着“为祖国而死的公民,我们替你向暴君复仇”。(15)随着革命的激进化,人们在祭坛上请愿废除王权,国王成了向祖国的献祭,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16)1793年后,祖国祭坛上新增了共和国的元素。一幅描绘它的版画上就写着“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自由、平等、友爱或死亡”,祭坛两边分别是佩勒蒂埃(Louis-Michel le Peletier)与马拉的骨灰,此二人因死于刺杀而被当作祖国的殉道者(martyr)。(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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