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9)11-0052-07 一般而言，对于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论述往往围绕“个体—国家”的二元关系视角展开，这使得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讨论呈现以下特征：一方面，预设“国家”与“个人”属于彼此独立、界限明晰的实体，二者以双主体的形式发生关联，以自然依存、情感寄托和福利利益三个面相展开个体确立国家意识的必要性推理；另一方面，“个体—国家”关系下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叙事方案以逻辑推理、历史描述、自然定论等为主，这些说到底是以国家主体向个体输出意识形态的单向式方案。可以说，这种逻辑化、泛理性化的论证恰恰忽视了个体化、感性化、日常化等微观生活向度。无论政治生活还是国家价值都需要重视微观化、日常化的“现象”意义，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领域的深层原因。基于此，如何推动个体确立宏观、价值性、普遍化的国家意识，如何挖掘关于这种宏观政治认同的“现象学”向度在个体国家意识生成中的积极作用？这正是本文的思考重点，本文将以“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为框架展开论述。 一、在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之间：现代社会中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逻辑 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体微观生活与国家宏观政治之间不再疏离，正所谓“现代政治是每一个人的政治，现代生活是现代政治的微观基础”。[1]这不仅指涉执政党对百姓民生的切实关注和国家对人民民主权利的现实捍卫，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也更应该遵循微观生活与宏观政治的互动逻辑。 1.基于微观生活：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基点 现代社会个体的国家意识是个体关于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的整体性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一种理性的、整体性的、指向政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其观念建构与作用发挥以生活化、感性化、直观化、个体化的微观生活作为现实基点。微观生活作为个体观念形态与价值世界的呈现和外化，它与个体的直观视域紧密相关，不断为个体价值观念实现提供着生活情景和行动空间。 生活与政治的逻辑关系构成“微观生活是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产生的基点”这一命题的依据，对此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国家”与“国家中的生活”两个维度来理解：其一，现代个体基于微观生活的现实体验来完成政治认同。生活构成了政治运行的微观基础，而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内在要义，个体国家意识和政治观念的形成必然要以微观生活为基本。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马克思既强调“现实的人”的各种生活权益，也强调国家作为“真实共同体”的保障作用，“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从整体上看，“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个人的微观生活作为宏观政治的现象学呈现，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必须通过个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以及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展现。于此，从微观生活催生的个体国家意识，其本质上是基于个体的微观生活体验而产生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识，直接决定了政治价值和国家意识的说服力和认同度。其二，政治国家发展亦包含其对微观生活的诉求与回应。就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必然要提高对社会生活回应的能力，“个体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基于其生活需求对政治体系提出诉求，政治体系吸纳、整合这些基于生活的诉求并予以回应，这构成了现代政治过程的基本逻辑”，[4]很显然，政治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微观生活的现实根基，同时，引导个体确立国家意识也在引导、改变、治理微观生活的向度上完成“政治—生活”的双向互动。于此，面对微观生活是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基点，这同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发展所决定的。 从社会现实来看，每一个体国家意识的确立突出地表现为对国家主导价值的认同与接受，而这种积极情感的确立直接源自个体对微观生活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反向来看，微观生活也越来越成为个体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空间。可见，微观生活在塑造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上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2.走向宏观政治：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旨归 思想观念的发展是在个体感性意识与社会主导价值的互动中实现的，即在特殊性个体意识与普遍性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规约中实现价值共生。“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不仅决定了微观生活在特殊性面相上之于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确立的意义，同时也蕴含着宏观政治在普遍性面相上之于现代社会个体国家意识生成的必然性，即普遍性、共同性的公共政治之于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旨归。 何谓宏观政治？在静态意义上，区别于个体的微观生活，它主要指有关政治国家运行的制度框架、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政权发展道路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等普遍性、共同性价值导向；在动态演变的意义上，与传统国家寻求民族独立与民众自治的解放政治不同，现代宏观政治指涉政党合法性、民族文化传承等宏大问题。必须承认的是，个体在微观生活中形成自身关于国家宏观政治的感性经验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个体体验的主观化色彩浓厚，以及个人经验与宏观政治的理想和价值旨趣的如何通达、通达程度，不同个体在通达的程度上亦存在较大距离，这意味着个体基于微观生活生成的国家意识最终必然走向普遍性意义上的宏观政治。 第一，作为象征普遍利益与共同价值的共同体对个体的微观生活世界的特殊利益与特殊价值予以总体性审视与引导，宏观政治以此弱化个体微观生活世界的特殊性对国家意识的可能消解，从而增强其国家意识的持续生成。个体微观生活具有鲜活性，但其个体性与特殊性亦不容忽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城邦共同体就开启了对整体性的追寻；随着近代原子式个体力量的彰显，黑格尔更在伦理意义上阐述个体的法权人格、家庭生活最终必然走向代表共同价值的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实践理路。显然，任由个体特殊性张扬而不加以限定与规制，极易陷入霍布斯眼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这本身有悖于个体对微观生活世界的美好期待，更表明仅以微观生活在整体上自觉生成国家意识的理论和现实难度。这是因为，个体国家意识的生成不仅在于自身对于国家宏观政治的生活化体验，更来自个体在撇除自身某些特殊性之后、经由对国家宏观政治的信任而带来微观生活状态的改观以及身心安放的愉悦，进而促进对宏观政治的“持久性信仰”，即个体通过接受宏观政治对微观生活的“因势而导”，以助于个体突破相对狭窄的特殊性而实现符合国家理念的“顺势而为”。个体的生活世界具有“日常性、被给予性、类型化”等特质，而如何在“被给予性”的“周围世界”中实现普遍性价值提升要求个体从微观生活走向宏观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