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9)06-0101-07 《教室生涯》为芝加哥大学教授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W.Jackson)Life in Classrooms 1990年版之中译本，译者解志强博士，2005年由台湾文景书局出版。该版本相比较于1968年的初版，在序言基础上，多了一篇研究者后来撰写的“导言”。导言讲述了研究之缘起、研究者的田野遭遇以及对研究的期许，从中我们能看到其情境脉络，亦能看到研究者从心理学研究的“科学”路径转向人类学田野探究的反思与觉醒历程。虽说该研究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但时至今日，它仍然在帮助我们揭开教室日常的面纱、展示如何打破被熟悉所迷障的教室生活之门有重要意义，特别在当下我国教育学界对实证研究众声喧哗、对“真实”教育知识热切渴求之时，重读它尤显必要。 一、菲利普·杰克逊：“偶遇”理解儿童的更好方式 菲利普·杰克逊(1928-2015)，美国当今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55年，杰克逊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取得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加入芝加哥大学，直至1998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被授予芝加哥大学教育与心理系“大卫·李·西林劳杰出贡献荣休教授”称号。杰克逊也曾为美国国家教育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成员，并曾担任美国教育协会主席(1989-1990)[1]。杰克逊早期多以当时教育心理学最具标志性的传统量化方法展开研究，1962年与同事格兹尔(J.W.Getzels)所著Creativity and Intelligence，可看作杰克逊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1]。 1962-1963年，杰克逊到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研究，而这一年的研究经历彻底改变了杰克逊先前执着于心理测量的学术轨道[1]。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期间，杰克逊偶然参加了一个由社会人类学家所组成的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讨论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在会议报告中，杰克逊注意到有学者指出灵长类动物在自然栖息地的行为表现和其在囚禁状态下的表现是多么不同，受此触动，杰克逊意识到自己进行心理测量惯常使用的研究工具——各式各样的纸笔测验，其实对答题者来讲就是造就了虚假人为的环境，受测验的人忍受调查员丢过来的问题，不管愿不愿意都得回答，这恰如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被研究员以枝条拨弄看其行为[2]——毫无疑问，由此所见可能与真实自然田野中的表现相去甚远。 就是这一偶然的学术机缘，杰克逊认为应该有一种更好的路径理解儿童(a better way to understand children)——相比较于用枝条拨弄他们以观反应的更好方式。回到芝加哥，杰克逊开始转向人类学的研究路径(anthropological approach)[1]，而本书《教室生涯》可看作杰克逊学术转向的标志性研究，也是教育领域较早的质化研究专著之一[1]。以一种更为整全的方式走进教室考察教育教学让杰克逊获得了极大的智识发展，特别自其对学校过程中常被忽略的默会知识的关注后。The Moral Life of Schools(1993)考察学校情景对学生的塑造与此一脉相承并紧密关联。 除在大学教学研究之外，杰克逊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前后近十年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任管理者，更是直接在孩子、家长与教师中参与学校日常运作。这一经历应当与其学术转向后的学术成就直接关联，他深受杜威影响，亦在杜威所创办的实验学校耕耘多年，因此，杰克逊另一重要的学术着力在杜威研究，相应地他也得有另一学术标签——国际知名杜威研究专家，他出版了两部广为赞誉的有关杜威研究的著作：John Dewey and the Lessons of Art(1998)和John Dewey and the Philosopher's Task。 综观杰克逊一生，可以说他都在尝试用不同方式去发现儿童理解教育，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转向教育人类学，在走入学校、甚至在学校事务的日常参与中他得到了更好理解儿童的方式，也正是学校生活的丰富与琐碎成就了他的研究与教学。 二、成书背景：20世纪60年代 书在导言的开篇写道： “……当时我对于自己的学术工作方向，以及我所受的教育心理学基础训练，逐渐心生不满。时值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交替时期，教育心理学家致力进行各种填表测验，忽略了对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即使偶尔进行实际观察，也只是使用计时器在严格掌控的实验环境下进行。那个时期研究的基础模式，依照我所受的训练，就是找来一大群人(通常是学生)做一大堆测试，然后去找出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当时最主要的研究工具，以及最受欢迎的计量方式，就是各式各样的纸笔测验。”[2]5 杰克逊说这是当时研究的时代背景。虽然在这段话里仅提到了教育心理学，但实际上，这也基本上是二战之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包括教育在内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大情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