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又译齐美尔)与马克思都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奠基者，西美尔的社会理论也曾深深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都有着明显的西美尔印记。西美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分析有何异同？这个问题不梳理清楚，我们就很难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吸收借鉴西美尔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难以理解卢卡奇为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要用西美尔(与韦伯)的“方法论眼睛”去观察马克思(参见卢卡奇，1999年，第2页)。比较西美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客观化与物化是西美尔与马克思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的可能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不加区分地将两者相互置换使用，结果却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必要超出卢卡奇，澄清西美尔的客观化与马克思的物化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哲学上更好地认清现代性的社会问题。 一、现代社会的问题所在：客观化与物化 在西美尔看来，客观化是文化内容的现代化进程。所谓文化就是人根据生活价值对自然的培育，但文化由于价值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有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别。“客观性=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西美尔，2018年，第33页)，因此所谓客观文化，就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文化，它可以表现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器物，也可以是所有人都要遵循的规范。与之相对，主观文化仅仅对个体主体有效，它体现在特殊性的人格培养上，他的性情、聪慧、谈吐、能力等等。西美尔说，“人们可将经过创作、提高和完善的事物称作客观文化，它引导人类灵魂走向完善或指出通向更高存在阶段的单程或全程。据我理解，主观文化是以此方式而达到的个人发展程度”。(齐美尔，第92页)用马克思早年的术语来说，西美尔的客观文化是“对象化劳动”的产物。由于人在劳动过程中把自己本质力量倾注在劳动对象之中，因此劳动对象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191页)，个体主体的能力也在客观对象对他的确认中获得了提升。作为我的对象的客观文化是对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与提升，因此客观文化引导着个体性的主观文化走向完善。 但现代社会的客观文化已经发展到自成一体、独立于主观文化的地步，“客观事态发展逐渐趋向完善、理智，日益符合其内在的实用目的逻辑，主观的最终栽培不必升华到同一程度”。(齐美尔，第93页)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这就是现代性的“文化危机”。西美尔有时把主客文化之间的鸿沟称为“文化悲剧”，“创造性生活不断地产生出一些不是生活的东西，一些会摧毁生活、用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对抗生活的东西”。(西美尔，2017年，第233页)主观文化是创造性的、有生命的，它创造了客观文化。客观文化是器物、规范，本来是死的东西，但它们的发展根本不去理会主观文化，甚至与之背道而驰。每个现代人都在文化的洪流中晕头转向，面对庞大的、精美的、精密的客观文化，他既无法将之吸收同化，又不能简单地拒绝它们。客观文化给个体主体带来巨大便捷，但个体主体却越来越感到客观文化缺乏心灵的性质。文化悲剧呈现为死物与生命的对抗。 文化悲剧呈现出客观文化之于主观文化的优势，主观文化滞后于客观文化的发展。尽管客观文化是个体主体活动的产物，但是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交换；现代人际关系通过商品交换来表现。个体主体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为了将自己的产品让渡出去，个体主体的产品就要对每个主体都有效，为此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产品中拔除自己的个性。哪怕是商品或规范的设计者，只要想让它普遍有效，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最终设计出来的东西也已经和他本人的设计理念相去甚远了，他已经不能在这个商品或规范中认出他自身了。因此，尽管客观文化对每个主体都有效，但每个主体都在客观文化之中看不到自己。这是“客观化”(Objektivierung)的过程，劳动产品由人格的对象转变为超人格的、客观的物象(Sache)。马克思称之为“人格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 der Personen)(马克思，2004年a，第135页，译文有改动；Vgl.MEGA2，II/10，S.106)：主体际的人格关系，或者人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被呈现为物象之间的关系，进而使人格与社会关系得以量化、可计算化，实现普遍交换；原本用来确证人格的产品却要当作商品拿来买卖。 人格关系要建立在彼此性情、聪慧和谈吐的交流、碰撞甚至熟识的基础上。例如前现代的商品生产是定制，而私人定制要根据消费者的特殊人格来生产，“只要客体是由单个主体创造或者是为单个主体创造的，主客体之间类似的对峙在实际中就不会发展”。(西美尔，2018年，第488页)前现代的商品交换，成交的结果有赖于买卖双方的人格特征，即讨价还价的能力，“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卖得贵买得便宜，交换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主观活动，其结果依赖于两个当事人的精明、热心与耐心，而非对象及其被超个体的关系决定的价格”。(同上，第51页)而现代的商品交换则倾向于摆脱人格关系，以规范的价格直接呈现为货币与商品的交换。特别是自动售货机的出现，零售活动中的人格与人格的直接关系就被彻底根除了。在其中买卖双方只需要使货币与商品自行发生联系，人格之间却不需要发生任何直接关联。因此，物象化是事物关系对人格关系的取代过程，进而表现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客观化。 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大，个体主体面对客观文化的突飞猛进、一路高歌，感到的却是自身的无力。西美尔说，“面临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宛如一种不可阻挡的、对我们每人都一样的命运袭来，我们已经不能将这所有一切吸收到我们的存在中来”。(齐美尔，第95页)客观文化的发展无法熔化到个体主体之中，因此对于个体主体而言，客观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失控的、盲目的命运。无论个体主体是否了解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科学原理，生产设备总是在更新换代，生产技术总是不断前行。因此客观文化的发展似乎独立于主体之外，仿佛不需要主体的存在，客观文化就可以自行更新换代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