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11-0020-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福柯使权力问题上升为政治哲学的显赫主题，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也成为政治哲学关注的大热点。表面看，似乎福柯在论及马克思时往往轻描淡写，因而许多福柯专家认为他不重视(甚至反对)马克思，“马克思与福柯的理论导向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性”①。但法国思想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却认为与马克思的相遇是福柯理论生产力的一个主要源泉，福柯的立场经常表现为某种与马克思理论的“策略上的联姻”②。显然巴里巴尔的这一看法是更有见识的。我们认为，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特别深刻地体现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诸问题与福柯权力理论的许多主题之间存在着渗透和相互印证，以致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福柯权力哲学中“不在场的在场者”。 一、从工厂生产纪律到社会规训权力 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对马克思的阅读和理解无疑受到阿尔都塞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说的深刻影响。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将马克思视为通过“断裂和非连续性”来研究历史的典范，“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至马克思”③。我们看到，“断裂”提供了一种认识论方法的非连续性视角，几乎贯穿于福柯的整个哲学思考，而福柯自己明确承认，他对这种方法的应用受到了马克思的启示。福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拓了一种历史研究的外在性领域，在这一领域，历史的话语形式通过“断裂”的方式不断转换，这种“断裂”表现为：“马克思并没有发明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反过来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条件中。”④正是这种“断裂”的研究方法引导着福柯将他对权力的思考首先聚焦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去论证所谓“规训权力”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治理实践历史中逐渐发生的。 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一种“知识工具”的面目出现，为资本市场的扩张提供科学理论的支持，它不仅是“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严格而有限的分析”，更是“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⑤其根本目的在于，约束国家的权力和强力，确保对治理的理由作出自我限制，遵循治理实践的自然性，将市场调节放置在治理战略的首要位置。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的强调从根本上更新了权力的概念，使权力从作为一种强力能够“使你死”(死亡威胁)的君主权力转换为通过干预人的生活形式而致力于如何“使你活”(扶植生命)的现代权力。市场的繁荣推动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被迫与其生产资料逐步分离，被剥夺了财产和尊严，沦为阿甘本所说的“与其形式相脱离的赤裸生命”⑥。与此同时，为了维持资本的利益和积累的可持续性，“赤裸生命”又被重新嵌入资本与市场的体系之中，被塑造成“有用之人”，无产者被强行改造成为雇佣工人。工业社会中的雇主用工资购买了个人的时间，借助精确的作息时间表将个人时间固定在强大的生产机制上，通过托管体系强制力的介入把生命合成为生产力。⑦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工人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新的主体性：承认“他人财产”的权力，爱惜劳动时间胜过一切，这种时间不再是彰显其生命本质的生活时间，而是用来参与经济交换以获取利益的商品。通过揭示资本权力对人的主体性的重塑，福柯曲折地回到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问题域并对其进行拓展：工人作为新主体的本质就在于他自觉自愿地服从资本权力的规训。 人被剥夺其生命权力、强制赋予新主体性的过程，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被表述为“劳动力的商品化”。福柯敏锐地意识到，“劳动力商品化”这一过程蕴含的权力维度，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政治经济学的“断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刻画了工厂生产制度及其机器体系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效应，“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⑧。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出现使工人与劳动条件的地位发生颠倒，“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⑨。在以大机器为主导的生产过程中，工人必须训练并调整自身的劳动行为和习惯以维持机器的运转。在福柯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过程本身已经蕴含着“权力技术”，每一种生产技能都需要个体行为的调整来匹配，这种调整不仅体现为对技术的掌握程度，更体现为态度的彻底转变；⑩通过对个体行为的这种调整，生产过程创造了对人的更彻底的支配权。在福柯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权力技术的核心表现为“纪律”。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机器作用下生产过程规模的扩大，对劳动过程本身的监督成为必然，资本家将这种监督职能赋予了作为劳动者的雇佣工人，将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11)劳动监督保障了生产过程的顺利展开，在大机器主导的生产过程中，“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12)。马克思这里提出的“纪律”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纪律逐渐发展为完善的工厂监督制度的本质特征，成为资本在工厂中行使权力的法典，这一法典通过对生产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在实施纪律的过程中，“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一切处罚都简化为罚款和扣工资”(13)，纪律以规训与惩罚的特定方式确保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走向完善和合理化。 福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纪律论题，他关于纪律的论述集中于《惩罚的社会》。区别于马克思将纪律看作生产过程的监督手段，福柯显然更倾向于接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P.Thompson)的观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这样分析纪律在生产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纪律的重要性常常被遮蔽，纪律并非生产中可有可无的调节手段，相反，组织纪律的力量甚至优越于单纯的技术进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纪律先于生产：“若是没有某种形式的劳动纪律，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14)；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和新教教派通过生产压迫和道德压迫成为资本主义纪律的双重起点，“实施纪律和秩序的压力一方面是从工厂，另一方面是从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闲暇时间、人际关系、言论和举止”(15)。福柯将马克思关于纪律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本质关联的思考作为理论前提，同时受到汤普森的启发从而看到马克思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劳动力的说明中。在福柯看来，由于纪律的作用，工人不仅仅是通过单纯的市场交换的偶然性机遇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而是在一种无处不在的纪律的社会性规训下被驯服为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顺从无害的新型主体，进入到工业社会之中。纪律不仅存在于作为马克思主要批判对象的工厂之中，更存在于被马克思所忽略的工厂之外的广大场域。通过将理论分析的重心扩展到工厂外部的广大场域，纪律就从一种局部性的生产监督手段转变为针对整个社会的整体性的规训权力；规训无处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