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①一书，被誉为“德国史学领域的里程碑”，②很快就有了多种语文的译本，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可是，奥斯特哈默却告诉读者，这部三卷本巨著是“在一座德国小城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中写成的”。(中文版序，第3页)这不免让人深感惊讶。赫伊津哈提到，他在写作《中世纪的秋天》时，曾把目光投向“深邃的夜空”，不禁浮想联翩；③那么我们不妨想象，在康斯坦茨这座仅有8万多居民的德国小城里，奥斯特哈默孤坐于某个房间的灯影里，出神冥想全球一个世纪的历史图景，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现在，奥斯特哈默把他所想到的都写了出来，以煌煌三大卷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真正是只有在全球化时代才能做成的事。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心智开明的学者可以平静而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文化，能够理性地叙述众多国家和人民的史事；而书籍的流通，信息的分享，思想的碰撞，加之学术活动的国际化，也使他得以超越传统的时空限制，不受居所僻远的妨碍，也不用担心“独学而无友”所带来的“孤陋”。 记得有人说过，德国人的学问之可畏，在于他们治学之严谨到了近乎刻板的程度。现在，面对奥斯特哈默的巨著，我们对这种说法又有了新的认识。奥斯特哈默自承，作为一个专题研究的专家，要写一本真正的世界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实际上，他这部大作从起念到写成，却仅用了寥寥数年时间。这部书的中译本长达1800余页，参考文献取自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竟多达两三千种。这不免让读者惊叹于他那种超常的才华和苦功，折服于他在方法和识见上的卓异，对于书中所展现的宏博而厚重的学识，更有难以望其项背之叹。 这部书涉及的领域和专题十分多样而驳杂，而作者对于每个领域和专题，都不是仅凭随机获得的几种文献加以概述，而是在充分掌握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丰富而可靠的来源精选材料，以搭建自己的论述系统。这表明他拥有超强的文献驾驭能力，既能旁征博引，又免于使自己淹没在浩繁的资料当中。他那种精准的判断力也极可称道，下面这些句子便是明证：“鞍型期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都不是一个实现民主突破的时期，而是贵族或专制统治的最后尾声”；(第125页)美国“西进运动的实现是由数百万个体的抉择造就的，但是从整体看，它同时也是一个宏大政治构想的组成部分”。(第653页)他还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熟谙多学科方法，能悠游自如地穿梭于不同的学科，驾轻就熟地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工具。每切入一题，他都必先“正名”，即讨论相关的概念、理论以及学术界的看法，所用术语和概念之密集，着实令人应接不暇。他不仅把比较、类型化和知识考古学等方法运用到极致，而且也抱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具备敏锐的前沿意识，在结构上更是匠心独运。再则，如果仔细品味，书中还含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作者自称，本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解释”，旨在“叙述单个史实之间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是主观的”。(中文版序，第4页)显然，他并未采取“全知式叙事”的姿态，也不以“历史的代言人”自居，而是坦率地告诉读者，他不过是借助当代的观念和理论工具，以绘制一幅个人版的19世纪世界的图景。 虽然奥斯特哈默谦称自己只是一个“兼职的全球史学者”，④但他的这部世界史却是一部高水准的全球史。他说自己重视“各种跨越边界的行为关系”，如“跨国家，跨大陆，跨文化，等等”，(第1页)这种取向显然属于全球史的题中之义。不过，若从写作方式来看，奥斯特哈默的这部全球史又类似于一连串关于19世纪的深度思考，或者说是一个由众多关于19世纪的单篇论文组合而成的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论述系统。 奥斯特哈默还提到，世界史有不同的写法。一种是以时间为引领、以重大事件为主干的叙事史(纵向的写法)，比如霍布斯鲍姆的三卷本19世纪史；另一种是以空间为依托，不受时间束缚的历史现象学(横向的写法)，比如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奥斯特哈默自称，他是在贝利的基础上拓展了霍布斯鲍姆的路径，即把历时性叙事和空间性描述结合起来，以形成“一种连续的循环体”。(第8-9页)这就意味着，在他的这部世界史中，时间和空间构成其叙事系统的两个基座。⑤ 基于时间和空间来思考过去，不仅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也几乎是一种学术本能。不过，以往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历史学家在按时间和空间思考过去的同时，其实也在建构某种适合思考需要的时间和空间体系。一本书如果仅涉及单一的事件、主题或人物，时间和空间的建构相对简单；而在处理涵盖大范围和长时段的历史题材时，时间和空间的建构就变得尤为重要，而且更加困难。全球史的叙事结构以不同人民、不同文化的联系和互动为支柱，但安置这些联系和互动的时空结构却并不是先在的，而且与传统历史写作中的时空观念也迥然不同，因而尤其离不开史家的重新建构。⑥奥斯特哈默无疑意识到，对于全球的一个世纪来说，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必然呈支离破碎的状态。若要把驳杂纷乱的史事编织成清晰可辨的图景，就必须依托于一个完整自足的时间和空间架构。于是，人为地建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时间和空间体系，就成了一件无可回避的前提性工作。奥斯特哈默所建构的历史时间，大致以欧洲为表盘，以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和趋势为指针；而他所建构的历史空间，也以为欧洲为基点，通过影响与联系而向外延伸和扩展，直至把全球各地都囊括进来。 一般来说，历史写作中的时间建构，需要处理四种时间的关系。第一是物理时间(自然时间)，即天体和物质运动所显示的、并由人类的智力所把握的速度和节奏。第二是历法时间，即不同文化中人们依据对物理时间的认识和理解，以历法形式所表述的约定俗成的时间体系。这种时间在世界历史中具有突出的多样性。第三是历史时间，即依据历法来记载或推断的具体事件的起讫、人物活动的年月和不同事件的先后顺序等。⑦第四是史学时间，即历史学家依据理解过去的需要和对过去所做的理解而确定的分期、断代、事件起讫和不同事件或趋势的年代关系。这种时间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拟时间，它对历史时间加以选择并做出重新安排，往往不考虑物理时间的长短，也忽略或打破历法时间的连续性，可以说是社会思潮、史学观念、研究方式、解释策略等各种因素交相作用的产物，具有建构性、多样性和变动不居的特点。不过，在历代史家的观念中，这些不同意义的时间往往交错间杂，缺乏清晰的区分，经常发生混淆。他们有时把史学时间当成历史时间，有时则把历史时间和历法时间乃至物理时间混为一谈。当今学者逐渐意识到，任何历史写作所采用的时间体系，都只是史学时间，不过是史家为便于编排史事、建构解释所采取的某种“权宜之计”。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