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

作 者:
刘峰 

作者简介:
刘峰,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带有主张开国、追随西方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带有主张攘夷、对抗西方的倾向。两种性格既矛盾又统一,能够在“作为反普遍之特殊的欧化民族主义”与“作为反特殊之特殊的国粹民族主义”这一对立模式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说明它不仅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更是一种“反普遍与反特殊”“反封建与反西方”并行发展、缠绕交错的复杂集合体。在大正时期,这两种性格又进一步向“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的形态发生了蜕变,并带着向“亚洲”延伸、扩张的欲求与冲动与“亚洲主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扩展出了“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没有否认日本的特殊性与优越性,都带有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于亚洲整体利益,主张“日本=亚洲”的消极色彩。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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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9)05-0133-(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19.05.012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有不少人在鼓吹建立一个“正常国家”,并为此试图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近代那一段极不光彩的事实予以否认。尤其对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他们大肆宣扬其“积极意义”,试图掩盖其侵略膨胀的性质。然而正是这两个思想,曾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与理论基础,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痛苦与灾难。故从学术上对其思想本质与理论特征展开详细的考察与深刻的批判,无论对于探究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活动的思想根源,还是对于考察其对华认识与政治外交政策的形成、发展规律,都将具有可观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研究前提与问题缘起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原本是伴随着近代的到来,基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而成立的思想或运动,是一种近代的“发明”或“创造”。①它一方面在对内层面宣扬国民的普遍团结,带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在对外层面强调本民族的特色,又具备了特殊性。故而是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带有“二律背反的趋向性”。②然而它一旦迈出了应有的框架,走向极端并误入歧途,便极有可能展现出颇为消极的性质。

       多年来,得益于中外学者的不断努力,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学的范畴,而是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重角度展开。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相关概念与定义的问题上仍旧存在着一定的争论。④比如曾有学者认为:“(民族是指)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⑤抑或是:“拥有共同语言、文化、民族性、礼节、历史的人群所构成的大集团。”⑥这实际上意味着:能够将一个民族凝聚起来的,有时是共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价值,即族群性(Ethnic);有时是相同的普遍政治理念,即市民性(Civic)。譬如像美国那样不完全依靠民族的历史传统,而是侧重于利用普遍政治理念来凝聚、团结国民的“市民性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也是存在的。所以本文在此基于这一认识,作为研究的前提,拟将民族主义暂且描述为:一种主张以共同历史文化、传统价值抑或相同政治理念为基础,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具备了共同命运,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排除外界压力与干涉,谋求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或运动。

       那么,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又是如何的呢?可以认为,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早期近代化过程中,它曾展现过一定的进步意义,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普遍性。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迅速误入歧途,越出了应有的界限,暴露出了颇为消极的性质。尤其是日本的特殊性,在对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进行强调的过程中迅速转变成了优越感与“盟主”意识,进而作为一种极端性的民族主义为军国主义的扩张行为充当了理论工具。甚至曾在“盟主日本拥有解放亚洲之使命”的口号之下,与所谓的“亚洲主义”⑦思想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因此在讨论日本民族主义时,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1.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具有双重性格。虽然它作为近代的产物受西方影响而形成,但未必与西方的民族主义完全一致。在其形成之初,实际上存在着一方面要求对抗西方、另一方面为了对抗西方而要求学习西方以压迫“亚洲”的两种趋势。所以对其展开的分析与批判不能是单线条的,势必需要以“两分论”的方式进行。2.它具有一定的理论延展性,与“亚洲主义”侵略思想保持着不可分割的交错关系。故而有必要基于其双重性格,对这种延展性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3.对于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的错误与罪责,不应该只有感情上的控诉而缺乏学理上的批判分析。从学术理论的角度阐明其思想根源与消极性质,说明其为何带有这种性质以及怎样展现出这种性质,也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那么,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究竟应怎样分析?它与“亚洲主义”到底保持着怎样的关系?如果它向“亚洲主义”发生了延伸的话,是如何延伸的?特别是在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西方的价值理念与民主思想空前发展,同时排斥西方的浪潮也迅速高涨。在这种复杂而激荡的背景下,它们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为了尝试探讨这些问题,拙论拟集中对大正时期日本的民族主义、“亚洲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展开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众所周知,西方的民族主义,原本是在反抗罗马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普遍原理”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原理”,带有近代性与反封建性,故而可以被形容为“反普遍之特殊”。而日本在早期近代化过程中模仿、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并追求凝聚、团结国民以应对危机,其所产生出来的民族主义,自然也会是一种“反普遍之特殊”。它作为“欧化民族主义”,一方面重视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在批判幕府政治的问题上体现出反封建性;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对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理念采取了轻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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