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账”一词，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但在19世纪中后期却是近代中国商贸口岸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翻阅晚清《申报》，某某商号“倒账”，频繁出现于相关报道之中。对于“倒账”，时人曾评述如下： 账者，所以权出入之簿也。人莫不有出入之事，即莫不有出入之账，而其中惟商贾为愈烦。货物有账，银钱有账；一日有一日之账，一年有一年之账。账清，则一目了然，盈亏立见；账混，则棼如乱丝，虽明眼人竭筹算之能，而无从清理。虽各行各业之账情不同，而所以出入之理，则一也。然则账者，为事务之凭藉，人心之信义，而不可一日少者也。乃自世风不古，人情变幻，有所谓“倒账者”，则账若不可凭也。非账之竟不可凭也，有账而无物，虽各账登记眉目清楚，有无从问之理算者，而账于是乎倒矣!然人亦安肯任其倒，而缄口不言等于束手之无策哉!每见一家倒账，众业喧哗，有到家坐索者，有赴官控告者，有挽亲友理处者。经年累月，舌敝唇焦，直至打折归偿，始能罢手。夫打折亦有多寡之不同，相抵之各异。必视其底货之若何？家产之若何？取而公摊，无少偏倚。① 从上述材料可知，字面意思中“倒账”是指商号账簿混乱，有账而无物，不可为凭证，失去账簿应有意义。但实际语言环境中，“倒账”往往用来表示商人经营商号亏空导致倒闭、停业等不能清偿债务的经济现象。同时期，《佐治刍言》中也记载道：“凡债户积欠即多，所有产业不足清还债款，则谓之倒账。”②19世纪中后期，主要中国商贸口岸都出现了倒账问题，以长江流域尤为严重。倒账案的发生以钱铺、钱庄等传统金融业为主，波及布号、洋货等诸多行业。倒账案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涉及区域广，影响范围大，部分区域出现塌方式、连锁式的倒账；甚至演变为倒账风潮，成为一种严重的经济问题，影响到地区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③倒账问题频繁发生，无论是商贸经营还是普通百姓生活都深受其害。上海钱业董事曾指出“本非亏空，故意倒歇”，已经“相习成风”，“种种狡狯愈出愈奇”，“专以倒空为渔利之计，不顾天良”。④时人评论称倒账使诸多“孤儿寡妇”数年存项，皆被“一网打尽，永如己囊”；“其居心之恶毒，竟有甚于虎豹者”。⑤此外，还有人指出倒账不仅使“生计萧条，资本告竭”；还会使捐输受阻，是“国课之漏卮者之一也”。⑥ 19世纪中后期的倒账问题，学界尚缺乏系统化及专门性研究，仅在相关研究成果中有所涉及。主要包括1883年上海地区金融风潮的研究，晚清票号、钱铺倒闭的探讨，及19世纪商业革命中对商业信用、经营风险的考察。⑦这些成果揭示了倒账问题的部分侧面，成为后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检视以往研究，尚存在诸多可拓展空间。具体看，以往研究中多聚焦于考察金融或倒账风潮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但对倒账问题爆发后地方官府如何介入、应对或审断往往鲜有涉及。同时，近年来清代地方官府与地方商业关系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彭南生利用碑刻资料对晚清江南地区经济活动管理进行了初步探讨，肯定了地方官在规范商业秩序中的作用；⑧黄敬斌利用清前期江南地方官政令文告集等资料深化了该问题探讨，然而正如作者所言限于资料，这些归纳“比较简要，同时很可能是不全面的”。⑨对倒账案件审断的探讨，可以从商业实践活动的侧面考察地方官府与地方商业的关系，推进该问题的研究。⑩此外，随着清代地方档案整理和利用，学界对清代地方州县民事审断有了诸多新认识。(1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商业活动新变化对地方司法审断的冲击，(12)但这种冲击在实际案件中的具体情形及影响如何呢？亦可以从地方官府对倒账案的审断中窥探。鉴于此，本文利用地方报刊、档案等资料，主要以19世纪中后期长江流域商贸口岸倒账案为对象，考察地方官府对三种不同倒账案的介入及审断模式。进而思考地方官府审断倒账案的背后逻辑及其对普通商人的影响，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以息讼为主：普通商人之间的倒账案 长期以来，基层社会实践中的钱债纠纷，多数被视为“细故”或“鼠雀细事”，往往通过和解方式解决。但19世纪中后期长江流域商贸口岸倒账案频繁出现，且案情的复杂和争议程度远超一般钱债案。此类案件发生后，债主和倒账者会主动或被动将倒账案闹上地方官府。 债主主动报案，是地方官府介入倒账案的最常见状况。此种情况下往往是倒账者有意隐瞒财产，不与债主积极合作，或无人出面调解。债主与倒账者无法就清理问题达成和解，以致债主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官府以保障债权。具体看，又分如下若干情况：第一种，倒账者闭歇亏欠庞大，案情复杂。此类案件中开始时债主之间曾试图和解，但和解过程中彼此之间争论不休，无法达成和解协议，最终需要借助地方官府调处。如1884年，巴县源兴顺棉花行亏欠钱铺、票号及荆帮等24家商号共计9万余两，无力偿还。源兴顺的资财存于多处，且其他店铺也亏欠源兴顺诸多银两，账目关系复杂。此外，众债主对源兴顺尚存财产也是争夺不休。如此复杂的案情下，众债户控告至官府，期望官府帮助追缴源兴顺资财及债权，秉公摊还。(13)第二种，倒账者逃匿，债主无从追缴。此类案件因债主无从清理，只好控告地方官以期追捕逃匿者。如1883年，上海太古德记洋货店歇业，亏欠鼎裕等三家钱庄约4千余两，然而“店主沈子乐避匿不见，而司账人王月卿亦不知何往”；鉴于此，鼎裕等三家赴公堂予以控告，请求官府追缴。(14)第三种，债主认为存在倒账者藏匿资财或居心倒骗。此类案件中倒账者往往存在藏匿财产，损害债主债权的行为。如1881年，金陵信大布号倒闭“共计约欠一万数千金，铺中所存底货，犹值四五千，管某于未到之前先将底货由后门运出，分存各处”。债主知晓此事后，随即赴保甲总局“将其如何借款，如何倒闭情由，一一禀明”。最终保甲局“一面将货追出缴案，一面将管某发县管押”。(15)同年，1881年冬，重庆金永成棉花行赊买雷泰义、刘继春合伙开设的花铺，棉花10包。次年二月，该花铺“居心倒骗，至期自将货物藏匿，闭铺不面”。但数月后刘继春被金永成无意间撞遇，金永成旋即扭送官府，并称“若不禀恳究追，血本必化为乌有，倒骗之风愈炽，贸民何以安身？”(16)第四，债主与倒账者各执一词，双方和解不成。1880年，上海沈亦照开设的货栈倒闭，沈亦照称确属经营亏折，称愿三折归偿，其余另立期票，十年摊还。但钱业等债主认为其栈内尚有糖货、银票，该号并未亏空，系有心吞没。为此，债主把沈亦照扭送官府请讯。(17)1881年，江裕昌茶栈倒账，延生、泰恒来等八家钱庄共被倒账十余万两。八家钱庄称“栈主系广籍富商，又查其栈房尚存茶六千箱光景，系诈倒图吞”。但江裕昌店主欧梦麟却坚持称，存茶为其他茶商所存，并非店内资财，而倒账发生，实属历年亏空无法支持。(18)债主与倒账者双方各不让步，只能由官府裁断。此外，还有些案例，本来倒账者与债主已经达成和解协议，但由于和解执行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又牵扯至官府。1883年，刘友于等控告张干纲倒骗案中，刘友于等在重庆从事药材生意，被张干纲开设的正隆行倒骗八千余金，此外尚有其他客商被倒骗二千余金。对于倒骗事实，张干纲予以承认，他提出售卖店内资财及催收欠账后，将按账之多寡分摊。对此和解提议，刘友于等表示同意。但实际处理中，张干纲并未公平摊还，而是将店内有限的资财，全部私相授受给客商荣发号及阳聚号，以致刘友于等无法得到清偿。鉴于此，刘友于等把张干纲控告至官府，以求解决。(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