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9-0096-08 日本与大冶铁矿“煤铁互易”是汉冶萍公司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近代重大的经济事件和外交事件。关于此问题，国内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但是，笔者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冶萍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综合日本所藏汉冶萍档案以及国内关于汉冶萍的档案与历史文献，发现以往的相关论述存在较多误识和缺环，有必要重新加以讨论并厘清这一事件的脉络。 一、日本是如何“发现”大冶铁矿的 清光绪元年(1875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在湖北广济办理矿务。开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并开采煤矿。虽然最后广济、兴国的采煤活动以失败告终，但随行的英国矿师郭师敦在大冶发现了可供开采数十年的铁矿，“该矿铁质分化极净，净质之内并无硫磺杂质。以之熔化，洵称上等佳铁，足与英美各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①张之洞调任湖北开设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便成为他炼钢的主要原料来源。 那么，日本是如何得知大冶铁矿的情报的？ 据国内有关论述，日本方面发现大冶铁矿价值并向日本政府报告的第一人是担任清政府实业顾问的西泽公雄。 《湖北省志·工业志稿·冶金》之“发展概述篇”载：“1897年，日本设立八幡制铁所，但铁矿资源缺乏。其时，西泽公雄任清政府实业顾问，得知大冶蕴藏丰富铁矿以后，即向日本制铁所建议从大冶取得铁矿石。日本政府采纳其建议，并作为国策定下来。”②据此，西泽公雄是日本方面发现大冶铁矿价值并向日本政府报告的第一人。 自《湖北省志·工业志稿·冶金》出版后，关于“西泽公雄发现大冶铁矿”的叙事就一直延续下来。《湖北省志·人物志稿》、湖北日报社、湖北省档案馆编纂的《档案解密》以及《黄石日报》、《东楚晚报》等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均沿袭是说。③ 但笔者在研究日本藏汉冶萍公司档案的过程中，发现至少有两组材料可以推翻这一说法。 第一组材料是关于西泽公雄的履历，其间文件有两份。 一份文件是昭和十一年二月十日(1936年2月10日)日本海军省人事局长小林宗之助将商工大臣上奏的西泽公雄功绩资料转发给赏勋局总裁下条康营，其中记载：“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七日，第一回日清冶铁条约缔结，据此条约西泽氏被任命为制铁所大冶驻在员。明治三十三年六月至汉口，与张之洞、盛宣怀进行诸般交涉。” 一份文件是昭和十一年二月十日(1936年2月10日)日本商工大臣町田忠治发给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仪电报之附件《西泽公雄履历表》。这份履历表呈现了西泽公雄的生平和足迹，包括历次升等、受俸、受勋，备极详细，可以极大地补充和纠正《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关于西泽公雄的记载。在履历表中，西泽公雄于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1901年9月12日)出任大冶制铁所技师。④ 简言之，西泽公雄于明治三十三年六月(1900年6月)以制铁所大冶驻在员身份来到湖北，三十四年九月出任大冶制铁所技师。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之前没有到湖北的记载。作为佐证的是，西泽一生多次受勋，每次授勋都有具体的时间和事由。如果西泽公雄曾“建议制铁所从大冶取得铁矿原料，被日本政府采纳，并作为国策定了下来”，那么他必定会因此而受到日本政府的重奖。但是，在其履历表与商工大臣上奏的西泽公雄功绩资料中却均无反映。 第二组材料是日方档案中关于西泽公雄在大冶活动的记载，其间文件亦有两份。 第一份文件是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2年12月27日)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致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电，电文中说：“该铁矿(即大冶铁矿——笔者注)是颇有希望之矿山，根据前年起驻在该地亲自调查之西泽技师报告，即可明了。”⑤这里提到了西泽公雄向日本政府报告大冶铁矿的情况，但时间却是“前年起”西泽驻大冶以后，而不是更早。 第二份文件是昭和四年(1929年)大藏省预金部的特别调查报告。报告提及：“据大冶驻在西泽技师的实地调查，大冶铁山矿量丰富愈见明朗。”⑥西泽氏被任命为制铁所大冶驻在员是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任技师是三十四年九月，这一时间表与国内相关叙述也不相符合。 那么，究竟是谁最早向日本政府报告大冶铁矿的呢？据所见档案文献，应该是日本驻沙市领事馆二等领事永泷。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1897年9月24日)沙市领事馆二等领事永泷致电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电报中，永泷报告说：“湖北省武昌府大冶县下铁山铺的铁山，为该国有名的产铁地区。光绪十七年以来，依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开矿，专供汉阳铁政局制铁原料，现将该地部分情况报告。”报告不仅提供了大冶铁矿的地理位置，开采状况，技师与设备，而且特别强调：“(该矿山)现阶段日开采量九百二十三吨，铁质百分之七十余，满俺(即锰——笔者注)含量亦为鲜有。矿脉起伏相叠”，“其藏量无论怎样开采也是巨大的。”⑦ 这份报告于明治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1897年9月24日)⑧发出，十月七日送达，十月十三日通商局长将报告转给农商务省商务局长。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官报》刊载此报告⑨。也就是说，在西泽还未到中国之时，日本政府及制铁所方面已接到关于大冶铁矿的报告。西泽刚到上海担任上海宝兴矿务公司技师，日本《官报》已在报上刊登此报告。换言之，不待西泽公雄“密报”，日本政府已知大冶铁矿的存在价值了。至于湖北省档案馆编写的《档案解密》所称：“西泽公雄密报日本政府说‘即以近地面之层所蕴藏者计之，已有五万万吨之多。’他建议制铁所从大冶取得铁矿原料，该密函被日本政府采纳，并作为国策定了下来。”⑩更是张冠李戴。因为，西泽公雄的这一段话出自于宣统二年八月(1910年9月)《东方杂志》所刊西泽公雄的《大冶铁矿历史谈》(11)，而不是他给政府的密报。其次。日本的钢铁国策是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年底确定，而不是西泽公雄来到大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