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9)-04-0110-013 传统乡村社会在近代的演变向为主流学界所关注，然而这种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近代一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教会对乡村社会变化的深刻影响则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实际上，教会与乡村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中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为教案，更表现为教会对乡村社会的改造，表现为教会网络开始内化为乡村社会网络，成为其多元特征的重要支撑。基督教会向华北腹地的拓展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重塑了华北乡村社会，这种改变的发生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实有密切关联。本文拟以美国公理会为个案，探讨其对鲁西北乡村社会的影响。 一、赈灾前传教士对乡村社会传统网络的利用 民间秘密教门为公理会向山东发展提供了机会，但公理会在山东的初步传播主要还是依靠当地传统的家庭纽带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公理会在山东的传教活动源自其在天津的活动，传教士以山东问道者为中介，建立与当地的联系，进而在山东建立传教点和发展信徒。 1.乡村家庭关系网络与基督教传播 咸同年间鲁西白莲教起事失败后，离卦教等秘密教门也遭受重创。值此之际，公理会与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因相互需要而进行交往，前者希望借后者谋求发展，后者则企图托庇前者以谋求生存。基督教在第七屯和庞庄的引入皆归功于民间秘密教门教首对基督教的青睐。第七屯为德州治下的村庄，位于德州西南方向。吴长泰是该屯村民，也是八卦教教首。公理会在天津传教之时，鲁西北八卦教正遭受官府的打压，吴长泰本人也被政府追拿。1866年，吴长泰在天津购买洋枪洋炮时，偶然在教堂与公理会传教士山嘉立(C.A.Stanley)结识。受吴长泰之邀，山嘉立于同年12月前往第七屯布道，由此开始了其在山东的传教活动。①至1870年6月24日，第七屯有7名女性领洗入教。②在运河南边恩县境内的庞庄，公理会同样由民间秘密教门引入该地。1872年，在离卦教头目侯圣清的邀请下，山嘉立前往庞庄布道。山嘉立尽管知道侯圣清等人属于民间秘密教门，但并不认为这是传播“福音”的阻碍，反而认为其有利于将“福音”传入侯家。③ 虽然是民间秘密教门人士将传教士引入山东，但第七屯、庞庄等地并没有出现秘密教门教徒大量入教或集体入教的现象，民间秘密教门组织也没有成为基督教扩散和发展的基础，这其中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杨庆堃认为，民间宗教多是“混合型的宗教团体，长期以来在政治镇压下，以地下或半隐蔽的方式存在”④。鲁西北的民间秘密教门正是这样一种长期遭受政治打压的宗教，政治动机是其与基督教连接的关键因素，也是二者无法深入纠缠的要因。1870年，不管是德州人去天津向山嘉立问道，还是山嘉立去第七屯布道，山嘉立都能感受到人们带有多种不纯的动机。事实上，德州人对传教士另有所图，而这种企图和当地民间秘密教门与清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山嘉立担心人们靠拢传教士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遂尽力避免这类人与教会建立联系。⑤不过，传教士很多时候分辨不清人们的入教动机。 实际上，鲁西北原有的血缘关系才是公理会建立传教点的重要基础。无论在第七屯还是在庞庄和周全庄，传教士皆借助了家庭血缘关系网络进行基督教的传播与根植。在庞庄和周全庄，因血缘而信仰基督教的现象更加明显，庞庄不久就因此成为公理会在鲁西北的传教中心。1873年12月2日，侯圣清妻子、大女儿、小女儿及其两个妯娌(皆为寡妇)受洗入教。1874年6月21日，侯圣清二女儿、三女儿和邻村一位老妇人亲戚领洗入教，这位老妇人是前述已领洗的其中一位妯娌的姊妹。同年，侯圣清腾出一间房屋，专门用于传教士布道等活动，房门悬挂“耶稣堂”的牌子。1875年年底，侯家两位妇人和周全庄的吴德明领洗入教，吴德明的侄子吴凤仪在庞庄学校教书。⑥同一时期，庞庄成为总部，传教士在山东游历时，以庞庄为中心，白天去其他村庄布道，晚上则回到侯家举行宗教仪式，邻近村庄的信徒皆来庞庄参加礼拜或领洗等活动。1876年2月，侯圣清一位兄弟领洗入教。同年5月，吴德明的外孙王斗在庞庄领洗入教，同时领洗的还有吴德明23岁的侄子(也可能是外甥)。⑦同年秋，吴凤仪领洗入教。 家庭中的个体对基督教的兴趣对于基督教的扩散有一定的作用，但要在村中建立传教点，只拥有某个家庭中单个成员的支持显然是不够的。建立布道点需要场地和设施，这些都与家庭财产的分配和出让密切相关，而家庭财产纠纷是乡村社会内部矛盾和纠纷的主要来源。所以，传教士必须在家庭成员中取得压倒性的支持，才有可能在该家庭中建立传教点。第七屯教会一直发展不起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信徒家庭内部经济纠纷不断，庞庄则与之相反，侯圣清家族对基督教的大力支持使其成为重要的传教中心。 2.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与基督教传播 除家庭关系网络以外，基督教初传的另一个重要依托是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具体指各村之间的熟人、朋友或亲戚等组成的社会网络。借助这层关系，传教士得以将活动范围逐步拓展到第七屯和庞庄以外的村庄，传教士在周全庄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有借助乡村人际关系网络的痕迹。 传教士与乡村社会之间存在一种“门禁”，即乡民对传教士的防范和排斥，熟人网络成为解锁门禁的钥匙。只有通过村民的邀请，传教士才能够在其他村庄驻足布道。而且，如果没有当地人的陪同，传教士首次独自拜访陌生的问道者是不切实际的。在传教士看来，问道者必然“像警惕的牧羊犬一样躲进洞里”，他们自身也将遭到人们的嘲笑。⑧传教士对乡村熟人网络的利用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传教士直接结识的村民，比如大史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