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基金撤项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9；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19)07-0015-16

      0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科技人力资源上看，我国R&D研究人员总量2016年底达到381万人年，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7)。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位列全球第二(国家统计局，2018)。从科研产出数量上看，2017年中国参与贡献的国际论文仅次于美国。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根据科睿唯安和中国科学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我国在研究前沿数位列全球第二(新浪网，2018)。但随着我国学术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科研不端事件也逐年攀升并相继曝光(Hvistendahl，2013；新华网，2013；新华网，2016)。2015年英国现代生物、斯普林格、爱思唯尔、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4批集中撤稿117篇中国作者论文，其中有23篇论文标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5篇被列入了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中。2017年4月《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因提供虚假审稿评议专家和虚假审稿意见而被集中撤稿的中国107篇文章更是给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Tang，2015)。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如我国多位院士呼吁指出：科研诚信的缺失，将阻碍中国原创科学的进步，损害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并削弱中国科学的世界影响力(Yang，2013；科学网，2018；新华网，2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多次召开反对科研不端通报会，出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草案》，并将其列为基金委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专题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4；高文，201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对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中的科研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即立即撤项并实名通报批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4)。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科研诚信和科研不端的探讨还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有鉴于此，对科研诚信培育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基于实证提出政策建议，对我国当前高校“双一流”建设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教育部等，2017)。

      1 文献回顾

      对科研诚信或科学越轨行为①的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数学家Charles Babbage在其著作《英国对科学衰落的反应》就对当时科学界流行的作弊行为进行分类(Babbage，2013)。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类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对科研不端概念、内涵和表现形式的界定和测量。1942年默顿在《论科学与民主》首次提出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概念CUDOS(公有主义commun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创性originality和怀疑主义skepticism)和4个基本科学规范：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默顿学派将违反这些科学规范的科学家行为归结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默顿等，2010)。之后，科研不端和科研诚信的规范性研究有了纵深发展(布罗德等，2004；Wada，2014；Komi et al.，2015；Shaw et al.，2015)。

      第二大类从科研管理实践角度探讨违反科研诚信行为的成因和相应措施。影响深远的研究有采用个体—情境交互伦理决策模型来分析科研不端行为(Trevino，1986)、对同行检举揭发不端行为的内外机理研究(Trevino et al，1992)、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传染性研究(Mccabe et al.，1996)等。近期国外该类研究多也采取个案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主要代表作有麦克里那的《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Macrina，2011)、布罗德和韦德(2004)的《背叛真理的人们》(布罗德等，2004)，Steneck的《科研伦理入门——ORI介绍负责任研究行为》(Steneck，2005)。2015年初Science杂志上刊登的哈佛医学院的科研不端诉讼调查事件的披露引起了学界对科研不端事件中个体科学家和所在科研机构由谁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不当行为后果的思考和探索(Servick，2015)。

      20世纪末国外逐渐兴起从科技计量学视角对科研不端的实证研究。近年来，随着管理学院与经济学院学者的加入，经济建模和科技计量相结合成为该领域的前沿办法。研究内容涵盖科研不端的趋势变化、特征、和动因。比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Furman等(2012)通过分析生物医学期刊撤稿数据发现：被撤稿的科研不端论文，被引次数平均下降65%。而作者所在机构越权威，其科研不端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就越大。Steen(2011)研究发现，当前科研不端者“累犯”现象突出：53%的被撤稿第一作者在PubMed数据库中被撤稿2次(含)以上。其他代表作还有Fang等的研究(Pozzi et al.，2007；Fang et al.，2012)。2014年Necker(2014)在Research Policy上的一篇文章对欧洲经济协会注册会员的问卷进行建模分析，发现发表压力是经济学家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因素。从组织学视角，Walsh等(2019)基于PubMed Central数据库中的作者分工陈述发现，专业化知识生产下的非冗余分工是造成被撤论文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学诚信作为一个研究专题进入我国较晚，在深度和广度上目前都落后于国际。除了倡导科学精神和负责任科研诚信之外(王志学，2007；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2009)，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科研不端现象及影响、不端行为成因及对策、或对国外科研不端研究和防范机制进行综述。如：从重大科研不端案例出发，对科研不端现象、缘由及影响进行描述(田丽韫等，1999；隋明晓，2010；刘普，2018)。在科研不端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方面，一些学者从宏观社会大环境、中观学界科技评价体系和微观个人道德伦理层面阐述不端行为愈演愈烈的动因(刘爱玲，1997；李真真，2004；曹蓓等，2014；蒋美仕等，2015)。比如一些学者提出改革学术评价机制，促进科研诚信建设(袁清等，2018)，也有学者指出基于信息计量的科研评价有其弊端，但不应成为我国学术不端的背锅侠；不端抑制的同时必须加强科技工作者的诚信培育(冯文宇，2018；Tang，2018)。一些学者呼吁政府应构建学术失范追惩制度、学术诚信档案与社会的征信系统(张萌，2015；刘艳春，2018；陈宜瑜，2018)，对科研不端行为频发的机构可实施“连带责任制”(贺小林，2007；张效英等，2011；王少等，2018)。有的学者号召充当科学“守门人”的编辑、审稿人能够真正履行其职责(游苏宁等，2008；Tang et al.，2018；Hu et al，2018)。还有学者借鉴西方做法，建议通过科研诚信立法以防止和减少科研不端行为(宋子良等，2000；王少青等，2003；王阳等，2010；唐莉，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