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人该如何生活”或“何谓好的生活”是苏格拉底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关切的基本视域。通过与对话者一连串的叩问和对谈、诘难和训诫，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的整全面貌也就慢慢呈现出来：第一，“好的生活”必然开始于对德性的追求，这就是“德性转向”，即从对外在的自然事物的关心转向到对内在的灵魂德性的关心；第二，“好的生活”始于对自我的认识，而本真的自我是理性，它不存在于生灭不定的感觉世界(Werden)，而是存在于依赖理性的实存世界或本体世界(Sein)；第三，苏格拉底对于“好的生活”或德性的理解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因为技艺都是价值中立的或有两面性，可被用于好的和坏的目的，而有关德性或“好的生活”的知识一定只能被运用到善的目的上，德性绝对会达致善；第四，“好的生活”必然需要实践智慧，因为智慧是对人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和善的某种整全理解，并且包含运用到所有情境中的能力，但是，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看透所有事物之间的全部的内在联系，所以，苏格拉底至死持守自己的“无知之知”的信条。
ρετ
)伦理学(virtue ethics)①。其次，“人该如何生活”与“人如何做一个好人(γαθ
)”有着本质上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②。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唯有追求德性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德性始于对自我的真正认识，德性就是对人的善的整体把握，是一个人内在的实践智慧，不同于以外在产品为目的的技艺。所以，苏格拉底伦理学并不是以寻求“伦理上的应当”(das moralische Soll)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是努力回答“人该如何生活”和“何谓好的生活”的问题③。对于好生活的追问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的核心问题，其他所有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核心问题相关联。无论是苏格拉底所使用的“反诘法”，还是他所关心的不同德性的具体定义问题，比如节制、正义、勇敢、虔敬、友谊等，抑或是他与智者和修辞学家在某些问题上所进行的扣人心弦的争论，包括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讲辞，以及他在狱中所发表的临死遗言，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来展开的，如果没有这个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对苏格拉底所关心的诸多其他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图景，他的哲学活动也就显得零散杂乱。 这个核心问题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整个实践哲学的基础。虽然，对于善好生活的追问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的内容，但是，任何一种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会与这个问题相关。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像在解答一道几何题或数学题，求证可以提前被给出的未知数x，而是我们必须亲自去寻找不可以被提前给出的解答，并检验这些答案是否正确。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苏格拉底将“人应当如何生活”设定为自己的哲学关切的基本视域，他对于智慧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何谓德性与幸福本质的叩问，与对话者所进行的不计其数的提问与回答，抑或反驳与训斥，以及他在自己与传统权威之间所做的区分等都是围绕着“人该如何生活”来进行的，如若苏格拉底的上述行动与这个问题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关联，那么，他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也便与那些政客、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活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虽然，商人、政客或手工业者的生活也在某种意义上与“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具有关联，他们所追求的善(财富，城邦的兴旺与技艺)也与“人如何过一种善好生活”中的善相关，但是，他们最终并不能在一种整全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关不同的善之间的关系图景。 二、“好的生活”与德性 一方面，“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的提出会在苏格拉底的对话者的灵魂里产生震撼，因为这个问题会使人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它打破了人们满足于日常的人云亦云、得过且过的不加思索的寂静状态，它促使人们返回内心，追问自己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而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具有某种统一或整合的作用，正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生活的各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部分，看似支离破碎的地方才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个体灵魂中的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都能被统一到对好的生活的追求上去，而个体在自己的城邦生活中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所进行的各种事业也都是以“好的生活”为目的。 苏格拉底并没有随意地给出一个回答而让听众感到满意，相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苏格拉底与来自当时希腊城邦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对话，比如演说家、诗人、政客、智者、医生、商人等，他们分别代表着希腊社会中流行的对“人如何过一种善好生活”的问题的观点。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苏格拉底总是能够以其睿智的眼光看出其矛盾的地方，并能指出不足，进而提出自己的反驳。尽管，这种对流行的哲学观点的批驳并不一帆风顺，相反，这是一场极具挑战性与危险性的交锋，甚至，苏格拉底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丝毫退让，他在《申辩篇》中将自己比作牛虻，刺激那些陷入昏昏沉沉中的马匹，使它们活跃起来。他有时也将自己的这种工作比喻为神的工作，是对神的命令的服从。他这样做是受神的委托。我们暂且不去追问苏格拉底本人是否经历了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经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不管是把自己自喻为牛虻，还是寻求于神明的相助，这都显示出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诘问法和其他哲学方法具有某种威胁性，至少对于当时那些控告他的人分别所代表的人群具有威胁，这三位控告人应该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权利与主流文化阶层，比如代表政界的阿尼图斯，代表悲剧诗人(或诗艺)的梅勒托和代表修辞演说家的吕孔。从这三人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来看，这表明苏格拉底与他们三人所代表的有关“何谓人的好的生活”的问题的理解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至于他们不能容忍苏格拉底，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466a4-468e2这一演说家与僭主段落(orator-tyrannts-passage)中将当时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心目中所向往的“好生活”的样式展露无遗地揭示出来。在波鲁斯(Polus)的眼中，“好生活”在于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演说家与偺主就是这种好的生活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有权利能够将人们认为最为不幸的事加于那些他们想要惩罚的人身上，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可以将其置于死地。苏格拉底通过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与做自己喜欢或显得好的事情之间进行区分而批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演说家与僭主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或对他们显得好的事情，但他们并不能做他们在意志上真正想做的事情。真正的好生活是正义的生活，一个违反正义的事情虽然可能是令他喜欢的，但并不是真正的善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