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说文》收入了“仁”这个哲学概念字，他罗列了三种字形和诠释，一是“亲也，从人二”，这个相当于春秋以后突显出来的“仁者爱人”、以双人偶为内涵的“仁”；一是“古从仁，从千心作”，这个相当于后世讲的仁是人应有的心性；一是“古文仁或从尸”，此相当于本能性的心性情感之仁及其习俗或礼仪化。断定哪个为仁的本字很难，而要弄清仁的本源必须辨析孰为“仁”字最古的本字，许慎放过了这一重要问题！实际上第一种仁字是后起的，而被称为古文的二、三两种字形则是更古老的“仁”的化石，它们正是探讨仁的本源的当然入手处。从《说文》看，第二种字形不包含历史线索，第三种字形构造上从“尸”，这个“尸”是解读仁之本源的钥匙。“仁”正是从古代东夷人的尸祭礼习俗而来的，史传“夷俗仁”，东夷人可能是设“尸”受享的丧祭礼仪的发明者，后来向第二种字形的意义聚敛，演变为心性本源的仁。 春秋时期，东周王朝的统治权威和力量更加式微，诸侯中崛起了霸主，侯国兼并之势难以控制，旧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出现紊乱，历史上说这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遭到扔弃、学术下移的时代。这是中国三代以来，乃至尧舜以来传统文化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转折的机会。简单地说，这是当时中国文化与社会出路的大问题。当时的人们一般把这场危机总称为“王道”即先王之道的危机，而先王之道的核心就是礼乐文明。 到春秋末期，学者们提出很多答案，最有代表性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老子是要走社会自治和文化革新的道路。墨子主张类似国家本位和社会功利主义的道路。有关杨朱的文献资料少，只知道他的道路以维护个体主义为原则，不过他的“为我”主张，超前了他所处的时代。孔子比较实际，他立足宗法制度、血缘情感、西周礼乐传统和德治精神，提倡损益周礼、“克己复礼”、道德教化，这是一条继承为主而有所改革的道路。 孔子不仅有自己的思想，最重要的是他还创立了儒家学派。但是这个学派的特殊定位需要交代。根据主流看法，儒家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的理论哲学，也不是宗教，也不能纳入今日某某单一学科。张岂之先生认为早期儒学是人学，比较而言，儒家确实是立足人心、人性，以人文、人道为追求的①。可以说儒学属于人道、人伦范畴，用今天的眼光看，它的本质归属应该是广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心理范畴，至少其核心内容是伦理的，其它的内容是以伦理性探讨为基础的。但是这种伦理和西方的道德哲学又不简单地是一回事，儒家很重视“事理”、“情理”与“心理”(心性之理)，重要的是由于周礼底层文明的塑造所以习俗性气味浓厚，儒家文化理论的总模式是既定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却建立在老旧的礼仪制度之上②。汉代以后，儒家转向政教同体，逐渐模式化，其教义的根本被解释为“孝”道，基本理念有仁、义、礼、智、信“五常”，而且礼制越来越严苛。儒学始终言必称尧舜、讲神道设教、以礼摄法、崇尚礼治文明，其中激进的儒者发扬了孔子发明的仁爱精神，体现出合情合理兼顾、礼乐合流、仁礼互用、经权统一的原则，应该说儒家有浓厚的古代人文色彩。不过，不管何时何地，儒家总体上都恪守中庸方法，这个中庸本来是反对乡愿的产物，可是在实行中往往变得近乎乡愿。 《中庸》篇将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三大要点，即礼、仁、中庸。哪个为主，向来是有争议的。礼，代表礼仪文明，是夏商西周三代留下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的底层文明或曰中国文明原型，这个礼因而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文化载体。中庸之道在他那里是方法论原则。仁，是孔子最大的发明，这个昭示孔子对人性之中道德自觉性能力的发现。樊迟曾经问“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仁学的中心论旨。如果具体一点，大体上可以说，仁爱以“亲亲”为本，源于家庭血缘情感，亲亲莫过于孝亲敬祖，所以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爱的本源(《论语·学而》)；立足于亲亲的情感可以推广到社会，所谓“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如果我们用还原的方法就可以看出，这里面包含着家庭伦理原型模式。实现仁爱的方法，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不可忽视的是，孔子所讲的“仁”是人和人之间相互仁爱的仁，由于他又将孝作为仁的根本，和真正历史比较，这使得他对人人之间心性本意的仁爱的强调变得隐晦了，值得重视的是，这种仁爱和心性本源的仁爱有一定的阻隔。当代新儒学中存在心学路向的儒学与理学路向的儒学之争，究其源头，与孔子仁爱精神发端处的两种可能分歧不无逻辑关系。 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其最大的价值是维护了核心人伦道德的价值，而且他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狙击和化解暴政的主要思想力量。举个例子，秦朝曾经不可一世，始皇和二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鱼肉百姓，暴戾无道，令人发指。但是二世而亡，秦朝失败的原因在哪里？独任商、韩法家理论为治是重要原因。集先秦法家大成的韩非，在理论上与儒家德治观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视“学者”为“五蠹”之一，废仁义而纯以“庆赏”为“德”(《韩非子·二柄》)，声称“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竟将“务以仁义自饰者”列为亡国征兆(《韩非子·亡征》)。对这样一种极端的理论，秦始皇推崇备至，将王朝变成了贪婪、暴虐的人间地狱，生为皇帝，实成了天下共敌。西汉的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以暴虐为天下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矣”(《新书·过秦论》)！可见废除儒家仁爱精神是危险的。儒家反对暴政，在历史上起到了可以守成的作用。儒家坚持驯化暴民和暴政，这是其在中国历史上取得极高尊重的根本原因，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道家的批判看来，儒家的仁爱的逻辑也有不少理论弊端，这里试谈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