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批判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亦有大写和小写之别。狭义的大写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特指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历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哈贝马斯、霍耐特等几代批判理论家的发展而延续至今。广义的小写的(诸)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则泛指各种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对抗性矛盾和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激进左翼思潮。“今日的批判理论是一个更为广义且在复数意义上使用的术语”①，他们对时代精神的病理性诊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阐释、对美好生活的前瞻性构想共同形塑了批判理论的繁荣景观。 在“批判理论”之前冠以“当代”二字，除了标示本文的讨论范围——基于霍耐特、南希·弗雷泽、拉埃尔·耶吉、哈特穆特·罗萨等欧美当红批判理论家的新近著述——之外，更深一层的思想意涵是为了突出批判理论之不与现存秩序为伍甚至与其决裂的永不妥协的立场，是为了彰显批判理论之既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而与其保持距离的自我反思之品格。本文围绕近年来欧美学界对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聚焦、内在批判方法的自觉、人类解放旨趣的重申等方面，从总体上追踪批判理论的新进展，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主题聚焦：资本主义的“一”与“多”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这一极具争议性的概念及其研究在被人遗忘多年之后再次强势卷土重来，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本质、动力、结构与未来成为欧美学界热议的焦点。事实上，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曾一度居于批判理论的中心，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批判理论传统内部最后一次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尝试，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被移出批判主题，所谓的后继者们则纷纷转向了独立的道德理论或政治哲学，其后果不仅是放弃了最初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及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关注，而且割裂了规范性原则与时代诊断和社会分析的内在关联。②人们不再理解整体的资本主义，而只是像康德一样去追问美好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是“自由主义对批判理论的殖民”③。另一方面，作为法国版的批判理论，尽管后结构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展开了强有力的抨击，但它同样回避了政治经济学问题。至此，社会分析与规范批判的统一已然瓦解。与此同时，许多新左翼思潮，或者将资本主义简单等同于现代性，或者将资本主义批判让位于仅仅关注性别、种族、身份等问题的文化批评，即便那些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也倾向于以一种经济主义的方式审视现代社会整体，而将资本主义窄化为一种狭隘的经济体制。总之，诸种批判理论“明显无法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资本主义之本质的概念，一种能够建立对资本主义的变动的条件进行充分分析的概念，一种能够以指出其历史转型的可能性的方式来把握其基本结构的概念”④。 面对这一窘境，弗雷泽坦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处于其理论思考的显性前台，而且是自己批判理论的直接目标”⑤。实际上，在她与霍耐特的那场争辩中，二人就曾达成共识：“争辩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关系已经引导我们走向另一个问题，它非常难以回答，但是对连接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至关重要。”这一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今天的存在，应如何理解？”⑥是一种经济体制，还是物化的伦理生活形式？是因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呈现的殊异化形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管控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抑或是当代左翼理论家们所谓的灾难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的再次归来，“标志着人们对某种批判理论的渴望，来揭示出当前最主要的系统危机之深层结构性根源”⑦。当前的危机已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是扩展为民主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生态危机等不同层面，当代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上述多重危机趋势的结构性根基——资本主义社会，这就需要提出一种理解资本主义的新方式。 毋庸置疑，重新思考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范式，对于任何当代批判理论而言，都是一个绝佳的起点。不过，弗雷泽认为，马克思只是讲了“台前故事”，要真正完整地理解资本主义，还必须深入其背后，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诸多背景条件，即“幕后故事”，这就是她近年来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双重叙事”理论。 首先，弗雷泽重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四个核心特征。其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分裂及其尖锐对抗，阻碍了多数人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其二是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⑧。这就是工人自由的双重性：要么自由地工作，要么自由地饿死。其三是价值的自我增殖，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资本积累作为扩张动力，它奉行的绝对命令是不扩张、即死亡。其四是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特性，“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社会剩余如何被投资”⑨，如何平衡生产性工作与家庭生活休闲等活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与后代之间的关系等。弗雷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重要也最悖谬的特征，市场的存在与非市场化的社会关系相互依赖，共存并置。 其次，弗雷泽通过整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维理论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结构性界分，由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三个背景条件，以及可能导致的三重危机。在弗雷泽看来，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理解依赖于认知视角的深层转换，马克思正是凭借从交换到生产的视角转换，才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但在这个关于剥削的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关于剥夺的故事，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已经提出，而弗雷泽要做的就是接着把这个故事讲下去。其一，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界分，这已被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揭示。诸如家务劳动、情感关怀、抚养后代等再生产活动不仅维系着作为肉体的自然人的持存，而且形塑着他们的社会伦理本质，尽管再生产活动基本上外在于市场领域，但对于雇佣劳动的存在和剩余价值的积累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背景条件之一。资本主义将再生产固定在家庭领域，不仅掩盖了女性无薪活动的重要性，还使其从属于从事雇佣劳动的男性，虽然事实上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前提。当前，新自由主义更是变本加厉，甚至连社会再生产活动也难逃商品化的裹挟，由此在重划二者边界的基础上致使性别秩序不断失衡，危机一触即发。其二，根据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预设了客观的物质性自然与历史的社会性个人之间的界分，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对立，前者被视为免费使用的无限供应的原材料，后者才是人类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领域，在这里，自然的价值既被承认又被否认，在弗雷泽看来，逐利的本性最终驱使资本对自然的殖民和侵蚀。自然的自我更新及其对人类需要的满足，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维系的背景条件之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和谐便被打破。当前新自由主义不仅通过“新圈地运动”将更多的自在自然纳入商品化的魔爪，而且还假借碳排放许可、碳补偿贸易等环境保护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就是明证。其三，弗雷泽写道：“资本主义依靠公共权力来确定并强化其构成性规范，这是资本主义得以可能的政治前提。”⑩这是背景条件之三。正是依靠国家的法律框架，不仅确保了私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动用政治机器镇压了殖民地的反抗，可以说，正是民族国家型构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在这里，弗雷泽援引艾伦·伍德的说法，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彼此分离。而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上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界分又同时引发了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界分，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帝国主义式界分，这是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疯狂扩张已经使得民主政治日益空心化，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兴起，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再度出现。至此，弗雷泽的“双重叙事”框架已显然可见，资本主义的四个核心经济特征依赖于非经济的三个背景条件，要想完整理解资本主义，必须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叙事与这里的三个幕后故事相结合，这又与从生产到再生产、从人到自然、从经济到政治的认知视角转换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