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任何一场不同语言的跨国战争，翻译人员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中，汉语翻译就全程参与了这场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全日本通汉语者，皆被命令充当翻译官，所征召的总数达500人(一说300人)。”①另据日本战史资料记载，“此次战役中配属的清语翻译官(内含少数英语翻译)总数为276人，其中大本营31人，其他为第一、第二军及各师团所属，一个师团约20人。”② 关于汉语翻译的来源，据战史资料可知，“此次战役中翻译官的产出，以贸易研究会为最多，达120名。其他为外国语学校、兴亚会、九州学院、各地商贾等”，而且这些汉语翻译“皆为报效之义举所驱，不顾待遇如何，竭尽其职。其从事的工作有口译、笔译、间谍、协助管理战俘、民政辅佐”等。③其实，组织侦察、前线战斗、俘虏审讯、粮食购买、充当向导、兼任记者等诸多工作，均有汉语翻译的参与。④一般认为，殖民主义者的翻译，“为殖民主体的功利性目的服务，使被殖民者归顺于他们的殖民统治”。⑤显然，殖民前的战争翻译也不例外。 为了鼓舞士气，明治天皇曾数次召见汉语翻译，予以褒奖。战争爆发之际，军方派遣在中国培养的9名汉语翻译，秘密侦察中方军情，其中7人被清军逮捕处死，2人下落不明。此9人后被日军追认为“九烈士”，并纳入靖国神社。⑥毋庸置疑，汉语翻译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然而据笔者管窥，针对甲午战争时期汉语翻译的考释却较为鲜见。日本学者鳟泽彰夫对日本陆军汉语教育的形成进行过考察；⑦佐佐博雄对甲午战争时期部分汉语翻译的名单做过考证；⑧野口宗亲对地理上与中国最为接近的熊本县的汉语教育进行过考察；⑨国内学者谭皓对日本军方派遣的首批来华留学生进行过考证，⑩但均未对汉语翻译的培养及与战争的密切关联予以系统梳理。 那么这些汉语翻译是何时开始培养的?采取何种培养模式?培养与需求之间是否吻合?培养大量汉语翻译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值得学界的重视，也值得处于和平时期的人们对这一历史予以回眸与反思。 一、战前军方在日本国内对汉语翻译的培养 早在甲午战前，日本军方即注重汉语翻译的培养。日本外务省于1871年成立了汉语学校——汉语学所。该校从长崎的唐通事中挑选汉语教师，并给予了相应的官职，这表明日本政府对汉语教师的重视，也说明日本在语言政策上对汉语的倾斜。其教材采用中国的《三字经》《大学》《诗经》《孟子》及日本唐通事编纂的《汉语跬步》《二才子》《闹里闹》《译家必备》等，并采取中国传统的背诵式的教学模式。(11) 1872年，受日本政府派遣，汉语学所的汉语教师彭城中平任翻译，(12)与两名日本军官扮成商人，潜入中国东北，密探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甚至对辽河的结冰和融冰期均进行了详细侦察。此为明治政府对中国实施秘密侦察活动的嚆矢。此时距甲午战争尚有22年。此次侦察是日本军方的汉语翻译首次执行军事任务，也说明日本汉语学所有着深厚的军方背景。 1876年，陆军军官广部精成立了汉语私塾——“日清社”，军人直接参与汉语教学发端于此，教师有广部精、二口美久及中国教师，使用自编教材《日清对话》。此时距甲午战争尚有18年。 日军于1878年12月成立参谋本部。1879年7月，任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伊始的桂太郎亲自带领10余名军官考察中国，回国后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了《对清作战策》，建言“以供语言翻译之用，有培养翻译生之必要”，(13)并一再强调，“一旦有事，至与彼国交兵之际，纵令有极明细之地图及详细之地志，因语言各异，故我军各部队必备翻译若干名。”(14)可见军方高层已经认识到汉语翻译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形势所需，一些学汉语的军官于1879年8月组成了军队内部的汉语学习组织——“汉语会”，在此学习的军人达数十人，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汉语会”还特意从中国聘请龚恩长为汉语教师，显然其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学员主要为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二联队小队长级别的士官。(15)毫无疑问，军方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汉语翻译肇始于此。 1879年，由广部精编纂的日本第一部北京官话教科书《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在日军军官的资助下正式出版。同年11月，日军参谋本部采纳了桂太郎的建议，为“一旦有事”做准备，选派16名留学生赴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由此可见，此时军方上下已充分认识到培养汉语翻译的必要性。如果说1879年之前该认识尚处于朦胧阶段，汉语学习尚属个别现象，而自1879年桂太郎考察中国后，军方上下已形成明确共识，并开始付诸行动。由此可以推断，1879年是日本军方在语言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日本军方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经显现。此时距甲午开战尚有15年。 1883年，日本成立陆军大学，在入学考试的外语科目中有“汉语”供考生选择。另外，参谋本部管西局“中国通”福岛安正，于1885年4月向参谋本部提出《意见书》，在其第一条“培养通晓支那之形势语言士官之必要之件”中指出：“一朝有事，通支那之语言、明支那之形势者，至少一个大队各配备三人。”(16)他还亲自编纂军用汉语教科书《四声联珠》。可见参谋本部已充分认识到培养汉语翻译的紧迫性，并已有了明确的计划，欲培养汉语翻译，为战争做好充分准备。为此，陆军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于1885年分别开设了汉语课程。当时的日本大报《朝野新闻》曾报道称：“陆军大学校及士官学校的学科内增加清语学，供学生研究。”(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