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同种”是形容中日关系的常见表述，然而实际上，其背后蕴含的问题却并不简单。在日本，虽然各大词典均将“同文同种”作为四字短语而收录，但随着近些年中日关系的变化，如今主动言及该词的日本人是少之又少。在中国，一方面，尽管“同文同种”一语在多数汉语词典中并未正式收录，但许多中国人却爱用“中日是同文同种的邻邦”之类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对中日和平友好的祝愿。①另一方面，鉴于近代日本的对华侵略行径，“同文同种”又在史学研究领域被视为日本掩盖侵略的愚民工具，有学者甚至还将其称为“日本输出的鸦片”。②一本编撰于抗战期的《国民辞典》中的释义，也表明了当时官方对“同文同种”的认识立场：“日本一面侵略中国，一面喊着中日两国文字相同、种族相同，想中国和它亲善，不反抗它的侵略，这是欺骗的口号。”③尤其在全面侵华的事实下，像头山满等日本扩张主义分子宣称的“日本与支那数千年来，同文同种，在地理上、民族上、人情上都处于必须提携融合的立场。……日本与支那好似天作之夫妇”④之类的论调，更在记忆深处激发着中国人的厌恶和愤怒。 像这样，“同文同种”一语在中日两国的语言表达中，不仅有“少用”与“多用”之分，而且还有“正面”和“负面”之别。尽管有如一些学者所说，“一直以来，‘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是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叙述。”⑤然而，不同于“一衣带水”这种自然地理位置关系的客观性描述，“同文同种”语意指向中存在的各种差异，明显具有角度、立场等主观性色彩。从政治思想研究的视点来看，这一在中日两国广为熟知的表述，为何会引发如此纷杂矛盾的认识，它的形成与传播又映照了怎样的时代变化细节等，都需要有个清晰的梳理和合理的解释。本文拟以上述问题为中心，对中日“同文同种”表述的历史脉络做一考察分析。⑥ 一、“同文同种”概念在近代中日关系表述中的初现 据日本权威辞典之一的《大辞林》的释义，“同文同种”是指“使用的文字和人种都相同。主要用来表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亦作同种同文。”⑦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吸引着日本大量地汲取了中国文化。仅就语言方面而言，中国汉字是日本“汉字”、“假名”的本源和母体，对日语的表达及书写具有根本性影响。而且以早期史书《日本书纪》、《古事记》等为代表，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千余年间都是其重要的正式记述语言。江户时代的儒学大家新井白石，就曾以《同文通考》为书名，系统地论述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承和变化。⑧兰学医者杉田玄白，在翻译出版医书《解体新书》时全部使用汉文，称“日本、中国、朝鲜、琉球等居于亚洲，虽语言各有不同，但书则同文，以汉文撰之，可通诸国也。”⑨到江户中后期，日本人的汉学热情达到新高潮，许多文人甚至以将自己名字改成中国样式为荣，⑩以行至港口长崎“又近中国几百里”而欣喜感激。(11)在中华文明的长期浸染下，与中国“同文字、同文化”，是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主流文化价值喜好。 反过来，虽然中国人对日本的情况一直了解有限，但对其使用汉字之事也早有所知。如《宋史》就记载，来华日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12)时至近代，在中国人较早观察世界的《瀛寰志略》一书中，描述日本“文字同中国，读以倭音”，(13)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同文”认识。1871年，日本遣使来华要求修约，曾国藩在奏文中称其“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14)当时造访日本的中国人，有的甚至未将日语视作一种外语，“而只不过是用汉字书写的不同名称，一种方言而已。”(15)此后，在师法日本的风潮下，经过梁启超等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16)之类的宣传，“中日同文”之说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可以说，尽管中日语言在字形、含义、发音等方面有种种差异，但认为汉字是两国共同交流媒介的“同文”观念，很早以来就在双方的相互认识中存在。 然而，有关中日“同种”的表述，不但形成过程相对复杂，而且在出现时间上也要滞后许多。日本学者毛利敏彦曾在著作中指出，1873年日本使节副岛种臣一行觐见同治皇帝时，被中方以“同文同种”之故而要求行跪拜之礼。(17)但实际上，执着于“天朝威仪”、“华夷之辨”的清朝官员，当时的交涉措辞只是“因思贵国与中国本系同文之国，是否照行中国礼节”，并未言及“同种”一词。(18)该学者所说的“同文同种”，仍属今人在语言惯性下对此“套语”的下意识使用。 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同文同种”表述中的“人种”概念，对彼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18世纪中后期经过林奈、布丰、布鲁门巴哈等学者的研究和提倡，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地域和肤色为主要标准的划分方式，其中尤以“白黄黑红棕”五色分类法最广为人知。(19)尽管从19世纪40年代起，人种学知识就陆续传入了中国，如道光末年刊刻的《海山仙馆丛书》收录有《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内含“千亿之众，分为五种”的人种分类介绍，(20)此外像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地理全志》含有《人类总论》(21)、五大通商口岸发行的《遐迩贯珍》亦刊载过《人类五种小论》(22)那样，西方人种学知识早期在中国具备着一定的扩散路径。不过，直到甲午战败中国思想界被真正震动之前，在西学传播整体停滞不前的大环境下，人种概念和相关术语实际普及得非常缓慢。(23) 而在日本，像1839年儒学家渡边华山在谈及对外政策时就说，“一地球内，人分四种。一曰鞑靼种，一曰埃塞俄比亚种，一曰蒙古种，一曰高加索种。……西洋为高加索种，我国即属鞑靼种”(24)，表明日本也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人种学。明治初期，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在编译的《掌中万国一览》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的五色人种分类理论，(25)该书发行后多次再版，极大促进了人种知识在日本社会的流布。伴随政府对学校西学教育的推行，人种分类知识更是作为“史地知识”的常备内容，广泛出现在各类教材之中。(26)经过不断地吸收和提高，同其他诸多西学一样，多年后日本反而成为中国人种学理论的重要输入源。(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