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5-0061-08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毕其功于一役”的“黄花岗起义”，这是同盟会领导的第十次反清起义，也是革命党人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但孙中山仍然给予了高度赞誉，称其“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后对于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演变成同盟会及国民党重要的革命纪念日，在民国时期曾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重视。1925年3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改变以往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纪念黄花岗起义的做法，改公历3月29日为“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才正式将其改称为“革命先烈纪念日”，由一党之纪念日上升为国家法定纪念日，民间统称“黄花节”。 民国时期，从国家领袖到普通民众，从纪念仪式的建制到各类纪念活动的操演，无一不彰显出黄花岗起义在国民党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社会各界特别是国民党官方主导的纪念活动所建构出来的黄花岗起义，旨在对国民传递关于起义的官方认知，唤起人们对于革命先烈的记忆与怀念，凝聚普通大众对于革命价值观的认同，从而塑造出革命的正义性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如果没有符号，社会情感就只能不稳定的存在。”②黄花岗起义在民国社会生活中最终成为一种稳定社会情感的代表国民党革命、执政的政治符号，它象征着革命与牺牲，代表对革命的认同，对牺牲的缅怀与追忆，并与这种特定的社会情感建立起稳定的联系。 除了国民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官方纪念活动之外，时人也通过祭文标语、诗词歌赋、舞台剧本、采访报道、撰写文章等各种表达纪念的文本，参与到对黄花岗起义集体记忆的塑造之中。借助媒体发表文字内容是传承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方式，“文字书写使记忆或是经验在时空上得到延续和扩展；在时间上延长了记忆，而在空间上则把经验范围扩展至了另外人”③。这些记忆文本在叙述黄花岗起义的同时，也刻画出人们对于黄花岗起义的认知、情感及想象，并由此建立起了属于纪念者的“黄花岗起义”。 目前学界对于黄花岗起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烈士、群体、空间及符号解读④，对于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周兴梁对纪念日由来的考察⑤及郭辉以黄花岗起义纪念活动与国民党政治诉求表达的考察⑥。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国家层面”上的黄花岗起义纪念，对于“社会层面”上的黄花岗起义纪念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围绕民国社会各界的记忆文本，探讨社会层面对黄花岗起义的历史记忆。 一、“救中国于独立”：对黄花岗起义的时代认知 根据人类记忆的规律，事情经历得越久远，印象就会越淡化，遗忘在所难免。然而在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黄花岗起义的记忆，却“历时愈久，亦愈足动后人之哀思”⑦。这不仅是因为烈士“牺牲小我成之大我”的壮举，更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纪念塑造了一种集体记忆情感氛围。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通过文本叙述的方式进行纪念，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记忆效果，另一方面也在塑造着特定的记忆方式和方向。 从大量的记忆文本的叙述来看，时人常将黄花岗起义置于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回忆。例如1929年孙缵祖发表文章指出，晚清政府腐败不堪，列强入侵并瓜分中国，但是“可敬可佩的烈士们，不忍坐视国家沦亡，同胞沉于水火之中，于是于前十八年的今日，竟不计生死，起事于广州，意欲推倒满清，救同胞于衽席之上，救中国于独立之位”⑧。1930年林嫣瑛发表演讲，点出晚清政府腐败与黄花岗起义的逻辑关系，“满清政府丝毫没有悔悟的心意，仍是一意孤行，专事压迫百姓。于是许多奋勇的革命志士，便大家集合起来，用着严密的组织，充分的准备，想在广州起义”⑨。也有人发文指出满清王朝的落后性：“数千年来的专制锢禁，二百余年的满族淫威，文字可以兴狱，偶语可以弃市。”⑩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不满，几乎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的文本中必然会提到的内容，强调近代历史进程中清政府的腐败，将起义烈士的民族担当、牺牲义举与之进行对比，彰显革命活动的正义性。这种意识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并辐射到对下一代的教育之中。当时的中学生就有如下的一种观念：“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脱离了专制而达到自由的地位了，但我们要晓得所以能如此，全是由于革命志士的血所造成的呀”(11)。 结合时代背景对黄花岗起义的内在因素进行分析，是时人在纪念黄花岗起义时的常见思想路径。1931年有国民党党员撰文对黄花岗起义之前的中国民众进行批判：“在黄花岗起义以前，全国民众依然沉睡不醒，对于本党的认识依然渺茫。”(12)还有文章对黄花岗起义的原因进行分析：首先在客观环境方面，认为列强入侵中国主要在于掠夺中国资源，“挟其黄金黑铁的势力，同时进攻中国，夺取中国的市场和原料，以为帝国主义者生产及消费的场所”。再加上腐败的清政府媚外欺内，变本加厉的对民众剥削压迫，因此“要想脱离专制的束缚，便不得不推翻满清，而三二九广州的革命运动，也便在这种种情势孵化之下而产生了”(13)。其次在主观革命意识方面，当时社会上许多人认为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逞一时之勇的匹夫行为，该文对此进行了批驳，强调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践行三民主义的革命行为，“这次牺牲的先烈，都是中国同盟会有志的青年，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创立这个革命团体，开始提倡三民主义，领导一班有志的革命青年，共图改革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使之能适应世界形势而图永久的生存”(14)。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反抗列强与清政府的双重压迫，只有将人民动员起来，践行三民主义，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才能应运而生，才有可能取得最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