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研究主题多样化，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嵌入官方话语体系的学术研究逐渐彰显，多种研究方法在一些领域得到较好的探索和发展等。由于青年作为“存在”被置于研究舞台的中心，同过去相比，人们更少地关注社会阶级与资本主义，热衷于谈论亚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谈论青年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和工作参与建构社会。更有甚者，部分为学术而学术的青年研究忽视青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脱离青年实际境况的同时也远离青年研究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语境中青年研究了解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的独特价值情怀，官方主导的相关研究仍然秉持青年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宗旨，注重青年研究在推进开展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此类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流于意识形态的表述，只会简单援引经典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中的相关表述，同样将青年置于客体的地位加以随意建构。以上两种路径共进的结果是当前我国青年研究呈现出社会学、青年工作、教育学三家争鸣的喧嚣景象[1]，同时又表现为学术规范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化传统两种话语的博弈[2]。基于这些现象，尽管近年来青年研究的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且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仍然在青年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青年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呈现不断弱化的景象。 另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呈迅猛“归来”之势，这为当下学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也的确成为人们重新认识青年与社会关系的新视界和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如今不仅是一种学术争论，也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当前语境下，人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研究中的这种遭遇？又该如何在青年研究中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历史遗产？ 一、马克思主义的在场与疏离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在这封名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信件中，“潘晓”从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出发，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终，她发现的只有迷茫与困惑。在人们看来，后来被形容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潘晓讨论”，可以视为青年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在这种觉醒的主体意识中，传统话语体系中那种将青年视为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修辞与想象，受到青年自身的质疑。正是从这种质疑中，我国的青年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而青年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1.一直“在场”的马克思主义 在此之前，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中国的青年群体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发挥了“先锋队”的模范作用，也因此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赋予了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角色。在这种修辞与想象中，青年积极全面发展与健康成才的总体目标被具化为这样一种景象：青年作为过渡期的个体，应该为着建设理想社会努力奋斗，并在理想社会中过上幸福的生活。关于青年形象与角色的这种现代性话语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解：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情境下，包括青年在内的主体正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并非无能为力，用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的革命思想武装自身的主体完全能够辨识出由集体无意识支撑的虚假现实，进而在联合起来的行动中改造世界。一直以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这一科学观点，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在我国青年研究中一直都处于“在场”状态。 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问题却也跟随青年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相伴而行。既然马克思主义从未缺席，那还有必要“回归”吗？或者说，“回归”之说成立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青年研究恢复的背景说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运动、青年问题凸显、团校系统恢复并逐渐正规化等因素一起促成了青年研究的诞生与兴旺[3]，其中，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个更大的背景因素穿插于以上三者之中，并因此影响了青年研究的发展进程及方向。然而，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缘故，经典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等政治内容，反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向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在场”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部分在场”。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其他维度被重新引入青年研究中的时候，这种“引入”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影响青年研究并参与青年学基础理论建构；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视角从青年研究这个整体中“析出”不同内容并“结晶化”为具体的问题域。 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维度一直处于“在场”状态，但青年研究兴起的复杂背景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不足与缺陷。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青年研究自恢复之日起就不是为了单纯解决青年思想领域发生的问题。从“潘晓”的诸多困惑中人们发现，既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加以摧毁”[4]，那么，青年思想领域的混乱也就不可能仅仅依靠思想改造而得到根治。因此，对青年研究而言，由青年造成、同青年相关的社会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在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无法提供足够智力支持的背景下，青年研究的问题取向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会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特定内容。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随着存在主义等国外思潮的传播，强调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来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挑战。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仅是青年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备受质疑[5]。因此，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指导地位，对于青年研究而言就是一个典型的“回归”马克思的问题。作为诸种回归方式的表现，尽管至今为止青年学学科尚处于前学科状态，但当前青年研究领域社会学、青年工作、教育学三家争鸣的现状，确是马克思主义深度参与并建构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