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曾说过：最好的教育就是给人以自由。潘光旦先生是中国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潘光旦先生翻译过阿尔杜斯·赫胥黎的著作《目的与手段》，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教育问题，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为名出版。小赫胥黎所著的这本书对于反思当代教育，同样具有很好的启蒙作用。比如他提出的观点：“教育不是训练”“宣传不是教育”“听话不是好孩子”“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有些教育实际上是反教育”等，至今引人深思。 “听话才是好孩子”的谬误 “听话才是好孩子”，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口头禅，但是读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之后，很可能会动摇这一观念。然而，在该书第二小节“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婴儿对粪便的认识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近代心理学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 奢蒂博士在《爱憎的由来》一书中指出，在婴儿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对其便溺行为最好不要“过分的申斥警戒”。这种不知清洁的儿童虽然不大惹人喜欢，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性格却比较“温柔宽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会和别人多争闲气”。这一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如果成年人对婴儿“清洁的训练，略微放松一些，或开始得比较晚一些，我们的情绪生活便会安闲镇静得多”。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和谐相处。 现在加强儿童的早期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这很可能是许多独生子女缺乏温柔宽厚的性格、不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儿童的后期教育 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灰复燃，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小赫胥黎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台梭利的有关论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许多国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自求启发。罗素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让儿童拥有独立的意识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 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作为，自动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 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小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的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政治玩弄的新花样。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