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美学及文学叙意性的影响 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标准强调对于自然物象精神取舍的程度与拿捏的力度，不模仿自然物象的形，而重于取其神。注重绘画情感与内容的交汇，空灵意境造景与心灵意境追求呈现超越自然而独有特色的绘画效果。情感、寓意、哲理、文学集成“气韵生动”的最高追求。中国美学思想是“叙意性”的，它是先秦时期“形”“神”论的一种演化，是中国艺术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艺术的精神体现。谢赫《古画品录》中提到“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涵盖了中国古代全部审美思想，朴素的艺术辩证法，是系统的审美归纳，也强调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重要性与审美性。中国花鸟画的审美发展由古代“粉饰天下太平”至明清时期的抒写性灵，花鸟画的主题，每一时期，花鸟画的发展都伴随着新的思索和新的表达从来不是只限于自然界的花花鸟鸟：商代造型优美轻盈的玉凤；秦代劲健爽利的木胎漆绘飞燕；汉代山东画像石上美轮美奂凤鸟等；四川画像石上仙气十足的水禽、荷叶、飞鸟；西汉铜管错金银畋猎图中鸟兽飞舞奔跃，天马、飞鸟、神龙、大雁、熊、猴、羊、熊、鹿、交织于画面；唐代富丽堂皇的《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头上所簪之花，精细入微刻画出的仙鹤、小狗；五代黄筌工细的《写生真禽图》，鸟禽昆虫等二十余种；宋代花鸟诸如《芙蓉锦鸡图》《瑞鹤图》《白蔷薇图》等艺术的表现。通过对历代花鸟画艺术的观察研究发现花鸟画背后常常有弦外之音，承载了艺术家“万趣融入神思”。换言之艺术家将审美主体的思想感情亦即“情”寄托于对大自然的花鸟的审美再创造。“托物言志”成为花鸟画终极的价值指向，这个“托物”就是“隐”“隐”给花鸟画带来诸多“言志”、诸多艺术手法表现。“隐”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之一。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隐喻分为历史隐喻、政治隐喻和风格隐喻。显然中国花鸟画的视觉思维、视觉美学论、视觉认识论，注重作品艺术作品的意韵，强调个人感知与造化，符合中国文化内在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性审美的主宰，容易倾向于对于客观物象描述手法的精神渲染，从而成为隐喻性呈现的宣泄载体和主要动机。 传统中国艺术附庸于文学，《文心雕龙》典著中艺术与文学合二为一的存在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原型，而早期文人画者以“文人”的自称，从一定层面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审美，叙意性的阐述成为心理表达呈现隐喻性特征的一种形态。艺术是对人和社会感知的综合思考与反射，传统美学对于创作的暗示寓意是潜意识的一种耳濡目染。在传统美学意境的影响下花鸟作品表达暗藏的潜在心理需求侧重于花鸟文化性的含义，花鸟在画面的呈现多寄情于物，隐喻性已转换为人格意义的象征。花品喻人品，人品喻画品，莲花的出淤泥不染，腊梅的不惧严寒，菊花的隐士淡泊，其作品的呈现混合了传统的隐喻审美与品格。文学性文化性的隐喻含义在作品中得到延伸与衍生，而作品隐喻出的品质成为绘画主体创作的动机与动力。中国花鸟画从取物之声韵、物之形状、物之属性及物之意蕴等形式来表述其象征寓意。吉祥寓意从题材上来分为四大类：花草有梅、兰、竹、菊、水仙、松、桃、石榴、葫芦、柿子；鸟虫有仙鹤、燕子、鸳鸯、喜鹊、蝙蝠、蜜蜂；动物有牛、羊、猴、马；器物有寿石、香炉、花瓶等。 艺术家从不同寓意的题材隐喻出更深领域表现，是生命观念，是情感寄托，是幸福祈盼，是理想展望等等，使得花鸟画艺术具有了极强的渗透性和生命活力，同时，也是吸引着艺术家们永不枯竭的创作热情。具有富贵象征意义的牡丹花倍受大众民间的赏识，五代画家徐熙以玉兰花和牡丹为题材画的《玉堂富贵图》，牡丹花为富贵花，玉兰花意指玉堂，故而称之为“富贵满堂”。北宋画家易元吉《猴猫图》取的就是猴、猫与“侯”“耄”谐音，这是封侯长寿的吉祥寓意。清代画家李鱓画公鸡站在鸡冠花下，谐音为“官上加官”，《加官图》以贺升官之意。元代画家颜辉的《蛤蟆仙人图》，画面上出现的蟾蜍与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蟾蜍寿三千岁”“肉芝者，谓万岁蟾蜍”是有关，借用了蟾蜍代表长寿的象征寓意。吴昌硕的《荣华富贵图》，桂花之谐音为“贵”，芙蓉谐音为“荣”，画中芙蓉和桂花蕴含着画家的美好祝愿。清代任伯年以牡丹花、水仙花组合成《富贵神仙图》。在近现代常能看到画家“秋菊延年”“恭贺新禧”“国寿无疆”等含有吉祥隐喻的绘画题材：以锦鸡栖石来象征“事事吉祥”，松竹仙鹤寓意“长青长寿”，牡丹白头翁隐喻“富贵白头”。 二、花鸟画固有形态的隐喻影响 花鸟是自然界的生命形态，其形态多以美相关，感官感受的直接定位能够影响艺术家对于花乌作品的隐喻含义，从而产生审美的愉悦性，而心理表达需求与花乌固有形态之间容易产生某种心理共鸣，符合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天生追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向往美好事物是一种共有的心理需求，而花乌固有的造型、色彩以及蕴含其中的生命本质，是艺术家隐喻作品美内涵的主要出发点，它极大的满足了艺术家与欣赏者的审美心理表达需求，这是一种自然纯真的心理表达，花鸟自身自然属性与基于模仿而被赋予隐喻含义的心理需求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与和谐，艺术家自省式的心理需求，成为花鸟作品隐喻性分析的主要特点，而自然形态对于美的印象又成为花鸟作品审美层次的一种再现。较为突出的题材有荔枝与鸡合为《吉利万千》，鸡与吉为谐音，“荔枝”的荔与“利”为谐音；两条鲶鱼《常年有余》，以“鲶”与“年”为谐音，即年年有余之意；作品《富贵平安》中的花瓶意为“平安”之意，与象征富贵含义的牡丹花构成了“富贵平安”；松柏的四季长青的特性与鹤的长寿特性组合而成《延年益寿》的象征图式。特别是“梅、兰、竹、菊”四君子，竹的高直，梅的傲雪，菊的清韵，兰的幽香，成为花鸟画艺术家创作的母体。宋代画家郑思肖画的《兰花图》是以“露根兰”表达失去家园故土无处寄托的悲苦心情；元代画家王冕《墨梅图》借梅花抒情，表达了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明代徐渭笔墨放纵恣肆的《墨葡萄》，以图喻怀才不遇之心；清代画家郑板桥笔下浓墨的竹子，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民族情怀。历代画家都以自己的画笔将“梅、兰、竹、菊”四君子作为品行高洁、忠贞坚韧的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象征物，在艺术作品中不断拓展、升华，这种道德观的物化和自然属性的人性化，以中国特有的笔墨语言为载体，成为花鸟画艺术的灵魂。平安、吉祥、福禄、寿喜等吉祥寓意成为花鸟画艺术中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这是中国特色的绘画艺术思辨，成为花鸟作品的一种心理表达需求。隐喻性的含义隐藏在中国艺术思辨追求个人精神文化的符号下，中国文化艺术靠感悟，靠寓意和隐喻，这是中国花鸟画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认识论，同样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而基于传统的美学观点，花鸟作品的隐喻性得以合理真实甚至顺其自然的呈现。隐喻呈现的心理表达，是美学及文学的文化体现，是审美与历史的文化体现，同时花鸟画的文化内涵也被赋予了精神性。这种花非花的境界，成为花鸟画作品的呈现手法，其意义与内涵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深层次审美与精神层次的隐喻性，从而使传统美学及文学叙意性的影响成为花鸟画作品的隐喻成因。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隐喻可进行治理疗伤，因为隐喻提供了一种重组个人世界的工具[1]。这种情感化外露的呈现形式是一种对于心理表达需求的真实再现。作品之所以感动观看者其色彩、构图形式是外因，而作品的情感再现成为主要内因，创作者通过花鸟形体传达出所赋予花鸟主体的隐喻性情感，被隐喻性思维加工过后的花鸟形式，继而又传达出双层甚至多层图示背后的含义，艺术家的情感依托这种复杂的形式最终以作品的形式传递出来，而美则是蕴含之一的形式，当接受者感受到情感的时候，这种富于情感的审美才得以实现。黑格尔说：“艺术是反映艺术家思想情感的经验呈现，而思想情感则是叩响观者心门，产生共同记忆的密码，是作为艺术的灵魂而存在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