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数据的膨胀，“后真相”从哲学领域的专业术语一跃成为英文世界的“年度热词”。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后真相意味着主观的感性、情感、价值相比客观的理性、事实、真相更能影响民意，并对形塑公众价值共识产生实质效果。这是因为，在大数据和网络信息空间里，技术、权力、利益可以隐形介入理性、左右事实、诠释真相，人们通过理性判断已难以把握客观性，只能转而诉诸内心的主观性原则。作为当代网络信息空间的主要活动群体，青年政治认知浅表化、政治情感非在场性以及政治价值易塑性等特征与后真相耦合，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后真相的持续发酵，从而瓦解了建构青年政治认同的传统逻辑基础。深入分析后真相时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困境并探究应对之策，是当下青年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研究的紧迫课题。 一、透视后真相时代的含义及其本质 “后真相”是相对于“前真相”时代、以指示认识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某种“后”概念，最初使用于认识论、价值论和形而上学等哲学领域，后经网络媒介技术的推波助澜，拓展为网络社交和媒介传播领域的常见现象，最终借助于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逆袭”等政治事件发酵为“年度热词”。因此，对于“什么是后真相”问题的透视，可以从哲学认识论、媒介传播学和政治学三个层面加以明晰。 1.在哲学认识论层面，后真相意味着认识基础的客观性让位于人的主观性 在认识论领域，认识指的是人们基于自身的社会关系所把握或者尽可能趋近客观性的过程。认识问题难以挣脱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论域。古希腊哲人曾把人的主观性视为认识无法回避的因素，因而产生了认识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近代哲学对人主体性的张扬确立起“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极具主观性的评价原则，由此引发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等思潮的泛滥。主观性泛滥现象引起经验论、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警觉，迪尔凯姆等人极力宣扬“科学不讲价值”的客观性立场，认为我们的认识“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1]。如果说前真相时代的认识和真相之客观与否尚属于思维方式分歧之结果，那么在后真相时代，由于客观性基础遭遇到现代技术的冲击，认识和真相不得不趋近于主观价值共识的达成。因此，有学者用黑格尔“坏的主观性”概念来描述后真相时代坚实客观性的坍塌和纯粹主观性的无拘无束。 2.在媒介传播学层面，后真相助推了单向传播模式转向于离散化、情绪化的聚合互动模式 前真相时代以数据、图片、视频作为传播中最为重要的事实和权威支撑，因而可谓之为“有图有真相”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逐渐塑造了一种“被篡改”的现实世界，编辑和加工技术使信息处于杂草丛生的离散状态，网络空间充斥着貌似被数据、图片、视频等信息证实了的却又真假难辨的流言、绯闻、内幕。以摄影为例，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摄影本质上是超现实的，不是因为摄影采取了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是超现实主义就隐藏在摄影企业的核心”[2]。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大多是被海量信息裹挟的假象，“有图”并不一定就代表了真相，也许掩盖了真相。由于从过剩和杂冗的信息中筛选、甄别出准确的事实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因而人们选择无视媒介宣传的那类“真相”，转而依靠情感、习惯或他人的看法进行多样化解读。这样一来，就在媒介传播中形成意见的分歧与情绪的聚合，原本的事实和真相被流行意见的互动和情绪的聚合所瓦解，单向事实传播真正转向于离散化的互动和情绪化的渲染。 3.在政治学层面，后真相反映出民众的政治知情意愿式微于个人的价值取向 萨托利从政治舆论的视角指出，人们在前真相时代也可能由于宗教、信仰、种族等因素拒绝政治知情，个人价值偏好是政治舆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如果说前真相时代的政治判断是基于政治事实还是价值取向尚属于个人选择问题，那么后真相则反映出民众政治知情意愿的式微与价值取向的优先趋势。这是因为在大众社会，那些曾经被认为揭示和代表政治事实的公共媒体、专家系统、社会精英不断沦为遮蔽真相、润色丑闻的“谎言制造机”。政客们借助媒体打造虚假形象，通过隐形的意识形态手段摆弄事实，那些看似激情澎湃的政治辩论和演讲背后却隐藏着碎片化的、被剪切过的信息，这表明隐瞒、欺诈、玩弄等行为正在嵌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尽管权威媒体和政治精英竭力抢救民众信任并追查事实，但各种偏执的民粹主义依然呈现出高涨态势，他们呼吁自己掌握政治的解释权，宁愿偏听偏信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也坚决要与政客们言之凿凿的政治事实分道扬镳。总之，后真相使民众极易被非主流的混杂价值所诱导以及降低政治知情意愿，从而稀释了民众对政治社会权威和主流价值的信任。 概言之，进入后真相时代，原本作为确证客观性、事实性、权威性的真相正在遭遇主观性、情感性、价值性的挑战，这种挑战缘起于技术、权力、利益等复杂因素的隐形介入，其效果经由社交媒体和政治社会的“再阐释”被不断放大。事实的解读和真相的建构杂糅着主观化的情感、价值，使共识与认同的建构基础从客观的事实、真相滑向了主观的情感、价值。在此意义上，“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3]，“后共识”意味着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迥异于传统的“真相-共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