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7年京津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评价

作者简介:
杜丹丽(197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新技术发展与创新管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原琳(通讯作者),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高琨,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原文出处:
中国科技论坛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政策计量分析工具和PMC指数模型建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综合评价体系,从时间维度看政策制定呈梯度递增趋势,从支持维度看政策还存在局限性,结合PMC得分和PMC曲面对国家和京津冀的四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和京津冀发布的规划类政策较多,缺乏落地实施;人才激励政策不足,配套措施较少。京津冀发布的政策整体缺乏反馈和监督环节。在此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优化建议,从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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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270.3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根据中小企业统计年鉴,2010-2017年,国家机关共出台了680项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增添新动力。当前的形势显示,中小企业的创新情况并不理想,对应的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也在探索中前进,现行政策存在良莠不齐和执行效果欠佳的突出问题[1]。鉴于此,全面评价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有助于向政策制定者反馈科技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后续政策的优化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创新驱动战略转型。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而《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16-2017)》显示,北京和天津连续几年综合排名稳居全国前三,相对而言河北省科技创新情况较前两者落后很多。中小企业是地方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准确把握京津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特点和实施效果,是提高京津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2]。本文尝试使用政策计量分析和PMC指数模型,建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评价体系,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国家和京津冀地区的政策文件为分析样本,宏观上对2010-2017年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统计梳理,微观上考察政策的PMC指数评分和PMC三维曲面,比较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区在政策上的异同,评价政策合理性并提出优化意见,为京津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推动京津冀地区均衡、平稳、快速发展。

      1 文献综述

      中国学者对政策评价的研究更注重研究方法的使用。苏敬勤、李晓昂等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国家科技创新政策构成与大连市科技创新政策构成进行对比分析[3]。张镧采用文本分析法研究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演进脉络[4]。王守文、颜鹏运用模糊多层次分析方法对产学研合作区域政策进行量化分析[5]。肖美丹、张伟萍比较分析河南与广东科技创新政策的演进过程,借鉴广东省的政策经验对河南省的政策制定提出建议[6]。李政等基于质性数据对比分析中美创新政策[7]。徐军玲等运用共词聚类分析法对苏浙鄂三省的创新政策进行比较分析[8]。国外学者则关注于政策评估模型的建立,Saperstein通过将政策工具分为控制型工具、影响型工具、诱导型工具、应对型工具四类建立政策评价模型对政策进行多维评价[9]。Wollmann为了分析公共政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构建了政策评估模型[10]。Kieron和Elvira从政策工具之间的矛盾与互动关系重构了创新政策组合,为创新政策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11]。Nola设计了一个政策评价逻辑模型,用于评价政策的执行效果[12]。Edurne和James从多层级政府、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等角度对创新政策进行了政策评估研究[13]。

      综上,当前主流的政策评价方法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定性研究,从完整度、创新度、协同度方面对政策进行全面评估;第二类是定量研究,从政策发布时间、发布主体、政策类型角度对政策进行计量;第三类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计量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采用定性方法进行研究容易缺乏对政策某一领域的针对性;而定量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主流方向,多采用问卷调查法,成本高且信效度不强。为了有效避免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和PMC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进行综合量化评价。

      已有文献对科技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演进脉络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肖士恩等基于访谈数据,采用理论分析法、政策对比法等从研究开发的政策效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效果和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的作用效果三个方面做出政策评价[14]。赵维双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辽宁省科技创新政策的总体水平,对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实施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判断[15]。时丹丹将政策分为科技计划管理政策、工艺创新的保护与扶持政策、产学研结合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绿色节能政策5类,构建基于误差反向传播(BP)人工神经网络的工艺创新科技政策评价模型评价科技创新政策[16]。汪晓梦基于相关性和灰色关联分析的视角对区域性技术创新政策绩效评价进行实证研究,以合肥市为例与有关城市进行横向比较,提出优化合肥市技术创新政策绩效的对策和建议[17]。

      关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评价的研究还不多见,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区域的创新政策、某一具体的科技创新政策或政策评价的某一方面,多采用政策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等定性分析法。赵文凤基于对中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构成的对比分析,通过完善立法环境、建立中小企业直属管理机构,优化中国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18]。赵勇在总结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存在“政出多门”“政策空缺”、普适性政策较多、专用性政策较少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加强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建立,完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族群[19]。章文光、闫蓉从政策数量统计、发文部门府际关系、政策主题发展变迁三个维度总结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阶段性特征[20]。蔺鹏采用随机前治模型(SFA)以2012-2016年河北省上市的60家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融资支持政策的实证分析[21]。本文在借鉴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将政策计量工具和PMC指数模型相结合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进行综合评价,为政策的量化评价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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