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国家在出版的世界地图中，都会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地图中央，而其他国家、地区都要以此为中心上下左右伸展开来。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反映了一种以自我(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社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这一价值左右着几个世纪以来盛行的世界秩序之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这样的观念本质上是伦理的，它们会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引向哪里？历史上的冲突、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当今的秩序混乱是不是和这样的伦理观有着内在的关联？有没有一种替代的价值体系来促成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世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众多哲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关系研究者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的探讨，而其中“天下”观无疑是近十几年来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赵汀阳对于天下体系的论证更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争论和辩论。他声明自己是“试图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叙述理想主义的天下，表达天下之道与天下之器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历史与未来的距离”，并“试图说明天下概念如何用来理解历史、制度和政治空间，甚至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①本文在古今中西十字坐标中，以伦理的视角来审视这样一种建构，关注其在当代性、历史性与未来性关系问题上的纠结，并对其汲取中国思想资源方式和应用于现实世界秩序所引发的国际政治问题以及伦理张力给以理论的分析。 从“天下”到“世界”再到“天下” 天下体系的论证是一个从天下到世界再到天下的循环。“天”是中国最古老、最常用也是最具魅力的词汇之一，是甲骨文、金文和先秦典籍(如《尚书》《诗经》)的核心概念之一，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天、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所有自然所成非人力所为的存在。②按照古人的理解，“天尊地卑”也即天在上而地在下；“天圆地方”，天如华盖笼罩大地，由此而形成直观意义上的“天下”现象。现象之下则引申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天下”概念，其又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天下”指的是自然与人类合体，四海之内所有的大地、山川、河流、部落、邦国、族群、家庭都属于“天下”，而狭义的天下则专指人间世界，“天下”由邦国组成，而国则由家族构成，所以家、国、天下密不可分，相互组合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时空体系。广义与狭义的天下观既是自然观、宇宙观，也是历史观、政治观，更是伦理观和道德观。如此多层次、多维度的天下观念主导中国人三千多年，直到近代才逐渐为一种新的时空价值所取代，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世界”③。 “world”一词的流行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兴起密切相关。始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引发频繁战争，不但极具物质破坏性，也颠覆了原有的公共秩序。为了结束战争、停止争斗、实现(持久)和平，1648年神圣罗马帝国与欧洲诸强国和地区之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认可民族国家的主权，否认任何高于主权国家的(宗教或俗世)权力，由此开始而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④然而，靠各主权国家协议所组成的世界，其本质在于力量之间的博弈与制衡，但经济、军事、外交平衡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变动不居，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各种力量的组合也在相互竞争，欧洲依然战争不断。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英苏中联盟对德意日轴心国的胜利而结束，为了避免新的战乱和无序，美国主导建立起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平衡，重新划定大国势力范围的版图。然而随之而来的华约与北约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持续冷战、较小规模的地区热战频发，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各国人民头上。 20世纪后半叶加速的经济、技术、交通等领域的全球化虽然极大地加强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互通和交流，但似乎还远没有形成广泛接受的世界一体价值体系。全球主义作为整合世界的政治观、伦理观虽然开始深入人心，但近年来也频频遭到一些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家的否定。⑥国与国之间以竞争、战争、征服、控制为主要手段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结构依然如此脆弱，而最近蜂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军事干预、外交纵横等更使得耶鲁大学的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认为，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那种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全球的力量平衡游戏。第一，各国之间是丛林社会，惟力是视，没有共同认可的规则、原则和价值观；第二，各国之间随时调整朋友和敌人的组合，弱者联合以制衡强者，但随时拆散重组，不受观念、历史以及鲜血凝成的友谊所制约。⑦ 这样一个世界体系，虽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但是到了21世纪，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境，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该体系所赖以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念和伦理价值。以民族国家之间竞争、冲突、抗衡、联合等方式所形成的世界体系遇到了重重困难，文明冲突的升级、民粹主义的兴起、修昔底德陷阱的幽灵似乎正在打破已有的世界格局，预示着近代以来所设计的世界版图撕裂或破裂。有没有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新世界观？很多学者、政治家对于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战略纵横家们对于如何维持现有世界格局也提出了不少策略方案，如G7和G20峰会、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新大国平衡(美、中、欧、俄)、G2(美—中)共治等，但这些操作层面的建议在价值层面不过是在已有的架构中进行修补，所依据的理念并没有超出近代以来左右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伦理观点，有些举措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其实际和长远作用颇为有限，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