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擎宇(1990- ),女,湖南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空间规划,E-mail:qingyufqy@126.com,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杨山,通讯作者(1963- ),男,江苏盐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空间规划,E-mail:yang shan@njnu.edu.cn,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自然资源学报

内容提要:

以城市群为主体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空间优化的本质旨在促进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和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和识别城镇化协调关系及其空间结构和内在演变机理。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协调水平提高,城市群内部的高协调城市逐渐显现出以上海为核心的“Z型”分布态势,低协调城市则稳定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范围;(2)根据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关联强度划分长三角城市群的凝聚子群,凝聚子群的加权平均中心度和联系密度增大后,上海极化效应更加明显;(3)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识别城市群空间结构,长三角城市群从在空间距离影响下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变形为在时间距离影响下的“核心—边缘”结构;(4)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三者协调水平的变化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相较人口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加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协调视角剖析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并提出优化政策,有助于中国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条件下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和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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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主体形态,也是各国经济、社会和国土资源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1]。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土地大规模扩张和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向高质量协调发展的转型阶段,城市群发展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土空间优化、提升新型城镇化品质的重要途径。国家适时提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空间治理和优化为核心,通过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推动城市群健康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并实现中国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条件下区域空间的有效利用[2]。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形成较早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19世纪末英国学者Howard[3]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首先从空间优化的角度提出城市组合成群体并协调发展的思想,后来Zipf[4]又将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群空间结构分析,Gottmann[5]在研究美国东北部沿海城市分布形态的基础上,论述了城市群的特征和空间结构形成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城市群的空间的研究逐渐从实体结构转向组织结构,许多学者开始从全球网络化视角研究城市群组织关系和空间结构[6-10]。由于中国的城市群空间形态及结构正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剧烈变化,城市群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引进国外研究的理论成果论述中国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形成过程[11-14];二是基于国家战略需要对城市群布局和空间结构进行规划,大多数研究主要基于实证和应用,从空间结构识别、演化和机制进行分析[15-19],对于城市群空间联系结构优化仍需要从协调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提供理论基础。

      

      图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Fig.1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城市群发展既要求群内各个城市紧密联系,也需要各城市的协调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个城市的人口、经济和土地等要素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形成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共同推动城市群整体高质量发展[13,2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域,与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相比,在城镇化发展中最具典型性(图1)。为将长三角城市群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国家在原有“15+1”长三角范围基础上重新进行了调整,将江苏省的盐城、浙江省的金华和安徽省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和宣城的10个地级市纳入其范围,形成涵盖三省一市26个城市的空间集聚格局[21]。

      本文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从协调视角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依据各城市的城镇化协调关系划分凝聚子群,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识别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近16年来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城镇化内在协调机制,提出优化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建议,以期服务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测度城镇化水平有综合指标法和单一指标法,综合指标法涵盖城镇化多个侧面,能够反映城镇化综合发展情况,但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易导致计算结果出现偏差;单一指标法则有简洁易行的优点,却只能反映城镇化某一方面的特征。根据多数测度城镇化水平相关研究[22-23]的方法,结合综合指标法和单一指标法各自特点,本文选择城镇化的人口、土地和经济三个核心指标,分别采用城镇人口占比、建成区面积占比和三产占比来表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由于长三角地区大多城市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上海市及大多数地级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在经济领域更多地体现在第三产业变化上,选择三产占比能更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本文的社会属性数据主要源于2002-2017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与地级市统计年鉴[24],考虑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数据的连续性及与当前宏观政策的衔接性,按最新行政区划进行城镇人口、三产经济和建成区面积数据分割和合并处理;路网数据来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长三角1:25万主要道路空间网络数据集;高铁时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铁路12306官网。

      1.2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协调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的协调水平,分析其整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局部特征。其次结合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关系的整体和局部特征,借助多维尺度分析方法,识别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关系结构。最后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剖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的内在机理。

      1.2.1 协调水平测度模型

      借用耦合关系的协调测度模型,定量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协调特征与变化趋势。协调测度模型[22-23,25]如下:

      C=[u[,1]×u[,2]×u[,3]/(u[,1]+u[,2]+u[,3]/3)3 (1)

      D=,T=αu[,1]+βu[,2]+φu[,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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