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9)09-0001-11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文化、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新经济”(new economy)的崛起，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方式、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均发生了重大转型[1]。一方面，以灵活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后福特”弹性生产模式在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冰冷的经济理性逐渐让位于创意、情感、认同、梦想、自我实现和愿景等富含文化色彩的理念，同时更强调交互式的知识学习、信息交流和创造革新；另一方面，新经济更倾向一种符号或象征经济，直接进行意义和文化的生产。因此，越来越多地依靠从广泛的地方社会环境中汲取有关文化、符象、意义的资讯，同时也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丰富的话语和意义，促成了更深刻的城市社会文化转型[2-7]。总的来说，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更“软性”、意义更丰富的经济形态，文化和意义穿透生产、循环和消费之所有过程，甚至可以说构成了当今经济的重要基础之一[8]。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社会过程和文化系统。 现实经济生活的转变也推动着经济地理学重新理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传统经济地理学视阈中，文化—经济存在二元分异，是两个运行逻辑截然不同的独立领域。当文化作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时，主要的研究话题集中在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区位、空间分布、集聚形态以及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9-10]。伴随着一系列“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之间相互建构、互相塑造的关系成为了理论建构的新前沿[11-13]。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经济地理学在现实和学术的双重语境中逐步发展起来。“新”的经济地理学与社会文化地理学的融合与交叉正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亦是国内人文地理学值得开拓的一个新领域。 目前对于如何在理论上将“经济”重新概念化为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总结。鉴此，本文首先尝试在梳理和评述西方“新”经济地理学代表性文献与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文化—经济之间新型的关系、扩大文化—经济研究的研究领域，旨在提炼出一个在文化经济地理视角下重新认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的系统框架。它有助于对“文化的”和“经济的”话语和实践在不同社会情境和空间尺度上相互交织、彼此建构的过程和机制做出更有力、更细致的解释。其次，将厘清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演变，揭示经济行为和实践的文化维度，阐释经济行动者的文化意义系统和社会互动过程对经济的形塑作用。最后，聚焦经济与地方社会的互塑关系，强调经济活动适应和嵌入更广泛的地方语境，并且与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社会文化本底相互融合、相互建构。 1 文化—经济关系的学术转向 经济地理学长期沿袭的研究传统大致可划分为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影响且作为空间科学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两大流派，共同点在于都坚持一种文化—经济的二分法视角，认为文化与经济是相互独立的实体。 1950-1960年代，区位分析流派在计量革命的驱动下崛起，遵循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定，即理性的工人和工厂生产产品、理性的消费者通过市场购买产品，经济系统被抽象成各色各样理想化的区位模型，社会和文化因素则作为常量被剥离[14]。区位分析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其核心议题是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及其动力机制，在1990年代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15-16]。然而，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是一种“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或“空间经济学”。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在寻求空间解释，是经济学的地理转向，而不是经济问题的地理学探讨[17-18]。虽然研究视角从个体的、原子化的经济行动者扩展到了企业联系和经济的区域组织，但仍然遵循理性个人行为假设和均衡模型建造；虽然也关注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正式的生产、联合和供求关系仍然是研究的主流[19]。故此，就研究而言，仍在延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真实世界中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1970-1980年代，出于对计量革命的批判，以及受到新马克思主义中的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也开始关注到生产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20]。然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轴，政治经济学分析更多时候主张一种单向的因果决定论，即认为经济决定文化、经济操作文化、经济影响文化[21]，或指出从目的到手段，文化和经济均各有不同，逻辑迥异[22]，主张应该关心物质的实体而非想象的地理，关心成本而非文化，关心社会活动而非文本，关心世界而非文字[23]。也有学者担忧文化研究会挤压和稀释政治经济学的严肃性，妨碍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不均衡空间发展的解释24]。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对经济与文化做出了明确区分。由此，社会、文化、传统、历史和制度等对于形塑经济过程和经济景观而言非常重要的因素都被忽视，显然不完全有利于解释新经济产生的更加复杂的经济地理现象。这促使经济地理学者进入新的知识领域寻找新的理论源泉，以重新构建经济的定义，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