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思想理论或学说之间的对话，是学术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不二法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在现实的维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在学术理论的维度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成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一在于，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走出自我的理论独尊和思想封闭，积极展开与各种学术思想的“对话”，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并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我们认为，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理论资源，展开积极的思想“对话”必将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但是，基于“对话”范式的学术理论资源的借鉴，则要注意诸多问题。这里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中西方的文明对话古已有之，但真正来说，近代以来的文明对话更具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就是诞生于西方的学术，但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变革中国的同时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并跃升为中国道路探索的重要思想智慧。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刻困扰着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制度的、技术的)知识便成为有效路径之一。不同于20世纪初学术界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向西方学习”相对呈现出“沉寂”的景象，这是特殊的历史境遇造成的。 打破上述景象的，则是改革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往被批判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西方哲学代表人物、著作及其思想均被引入，并在中国人渴望获得西方学术思想滋养的助推下，在80年代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相应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以亚(里士多德)解马”“以康(德)解马”“以黑(格尔)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等研究方式纷纷涌现，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向何处去”的追问中，这种与西方哲学对话、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的进程中实现其理论的创新成为一股热潮，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创新的逻辑理路。 在我们看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引入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并积极展开对话，主要基于如下的考量。 一是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理化的要求。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学术界摆脱苏联传统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在“学术理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的学理化探讨。按照学者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资源。作为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容、思维方式以及解释框架，尤其是使用的概念、范畴、话语方式等，均与西方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因此，学者们认为，现有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是要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凸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更为关键的是，伴随着学界对基于苏联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批判，在文本解读基础上从物质本体论转向实践本体论、从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存本体论，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在这种研究场域中，一些学者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属性”，希望将其思想纳入西方整体的思想史背景之中，揭示其思想所蕴含的“继承性和独特性”特质，在比较对话中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反思，一些学者在概念变迁的意义上，将实践概念诞生的源头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并由此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和观念变迁中重新审视“实践”的真实内涵。再如，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上，学者们在西方整个政治哲学尤其是近代卢梭以来的政治哲学谱系中探索其主要观点、核心问题的演变过程，从而在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下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加以考察。更有甚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借助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原则和方法论，对其展开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本—文献学”的创新路径。当然，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做出贡献的是，学术界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史境遇中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探索。学者不仅在宏观层面比较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继承性和差异性，更在微观的层面比较了两者在辩证法、历史观、现实观、政治哲学观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又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应该说，上述的“对话”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话”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认识，拓展了其理论来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示了其思想的内在魅力和当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