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试点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了吗?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政,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经济学院,1282280618@qq.com;杨思莹,吉林大学经济学院,18744020806@163.com。130012

原文出处:
经济学动态

内容提要:

城市是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对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创新发展道路,提高城市创新水平,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并不断扩大试点范围。本文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6年269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一般城市,对科教资源质量较高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科教资源质量较低的城市,并且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一种先增强后减弱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研究还发现,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区位异质性不显著。此外,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够加强政府战略引领、促进人才集聚、激励企业投资和优化创新环境,进而对城市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对人才要素的集聚效应与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效应是试点政策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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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创新是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离不开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当发挥各地在创新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国家科技创新合力;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城市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集聚地,也是知识创造和应用的重要基地。城市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释放城市创新活力,挖掘城市创新潜力,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对发挥城市在国家创新活动中的基础作用与支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有效路径,2008年,国家将深圳确定为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2009年又确定大连、青岛等14个城市为创新型城市试点。2010-2013年,共陆续批准了四十余个创新型城市试点。2018年4月,又有17个城市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至此,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增加到78个。

      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渐推开的探索式发展过程。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政府参与和支持城市创新活动的一项重要探索。以往文献对政府参与和支持创新活动的效果进行了广泛研究,包括政府补贴、产业政策和创新环境建设等方面,主要形成了促进论和抑制论两种不同观点。如在微观层面,Doh & Kim(2014)、Guo et al.(2016)分别基于韩国中小企业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与区域内企业专利获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余明桂等(2016)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发明专利数量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王永进、冯笑(2014)以行政审批政策为例研究了政府制度环境建设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政府制度环境建设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王仁祥、肖科(2009)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政府政策性金融能够有效挤入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宏观层面,李政、杨思莹(2018)研究发现,政府参与有利于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并且政府应当提高对区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李政等(2018)发现,政府创新环境建设能够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就其作用机制而言,Aerts & Schmidt(2008)、Hussinger(2008)、张杰等(2015)等研究发现,补贴政策会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支出规模,提高创新活跃度,进而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积极作用(巫强、刘蓓,2014);余泳泽(2011)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白俊红、卞元超(2015)认为,政府参与会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形成。此外,Kleer(2010)还发现,政府政策会引导私人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创新活动开展,提高企业乃至于产业与城市创新水平。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政府参与和支持行为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会抑制创新活动开展,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肖文、林高榜,2014;Guerzoni & Raiteri,2015)。从微观层面来看,郭晓丹、何文韬(2011)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未能有效发挥其信号效应,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引导作用不显著;林洲钰等(2013)研究发现,过高的税收激励政策会抑制企业专利产出;黎文靖、郑曼妮(2016)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虽然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仅仅体现在非发明专利上,即产业政策引致的企业创新仅仅是一种“有数量、没质量”的“策略性创新”,对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并无显著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叶祥松、刘敬(2018)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政府支持创新活动会抑制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肖文、林高榜(2014)发现,政府直接参与或间接支持均不利于行业创新活动开展。

      政府参与和创新支持政策之所以未能有效促进创新活动开展,原因包括诸多方面。Gorg et al.(2008)、Hottenrott et al.(2017)以及Boeing(2016)等认为,政府补贴政策会抑制企业创新激励,挤出企业研发支出,抑制企业、行业或区域创新水平提升。Zhang(1997)、唐书林等(2016)认为,政府补贴的公有产权性质使企业抱着一种“有比没有强”的心态去获取和使用政府补贴,并产生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难以有效监督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导致补贴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肖文、林高榜(2014)认为,由于逆向选择、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支持抑制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政府与企业创新偏好不对称也是政府科技政策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往研究可见,已有文献对于政府参与创新活动效果仍存在较大争议,原因包括诸多方面,如变量设定差异、样本选择以及样本所处的时间阶段差异、实证分析方法和影响创新活动的诸多混淆因素甄别处理方法的差异,等等。中央与地方创新实践的协同互动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经验与特色。从理论上讲,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既有利于发挥地方创新的能动性和区域特色,又能够强调与中央宏观战略的协调统一。“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试点—中央总结—地方推广”的过程。然而,对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及其效果,以往文献却鲜有研究。那么在实践中,国家推行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否真正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背景及其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效果。考虑到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等问题,本文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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