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83年出版了《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的罗马尼亚学者F.马赫列尔是最早提议将青年研究从单学科和跨学科推进到建立一门研究青年的统一的整体科学——“青年学”的学者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赫列尔针对青年学这一学科创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表了多篇文章。1975年，马赫列尔提出“青年学”的概念，1983年完成世界上第一本以青年学为学科视角的专著——《青年问题与青年学》。中国学界于1986年翻译出版了这一著作后，三十多年来此书一直是中国学界致力于建立青年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经典及重点文献。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个问题一直被忽略，即青年学由东欧学者首倡这一事实是否反映了青年学本身的某种学科特性。也就是说，建立一门整体学科的青年学这一需求，是否与提倡者的国家制度、时代背景及社会结构有某种联系。其实早在这一著作刚问世时，我国学者谢昌逵就注意到：“在国际上，提出建立青年学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研究学者，在西方科学界似乎没有听到这种议论。这是否反映了某种文化的差异。”[1]但鲜有学者研究这一现象，探讨建立一门整体学科的青年学这种诉求，是否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或者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有内在关联。这涉及的是学问(学科)与时代课题、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涉及学术的社会功能问题，它规范着中国青年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本研究将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试图从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入手，以青年学与时代课题、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关系为视角，分析青年学的制度背景及社会功能，探讨青年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课题之间的内在关联。(1)试图指出：首倡“青年学”的学者来自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实际上是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进行改造的社会需求在青年研究领域的体现，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的必然需求，因而青年学必然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内在的关联性。(2)由于上述关联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青年与政治的关系、青年研究的课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与政治的关系和青年研究必将存在不同。那么，它将为青年学赋予何种意义、课题及局限，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分散在单学科和交叉学科下进行的青年研究有何种不同，以及预期能弥补单学科背景下的何种不足？ 一、“青年学”首倡者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 本研究试图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首倡建立“青年学”的学者来自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这是否表明建立青年学的需求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具有某种联系？ 马赫列尔曾指出：“据我们所知，第一个使用青年学一词的是波兰社会学家弗拉迪斯拉夫·阿达姆斯基。1971年，他根据刚开过不久的世界社会学大会(1970年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举行)的进展状况，认为对于统一的青年研究的兴趣正在日趋加强，并指出这说明了社会对于当代青年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多样化。从这一点出发，阿达姆斯基提出，必须‘发展社会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说，发展青年学’。”[2]我国学者黄志坚也提到，1971年，波兰社会学家W.阿达姆斯基首次在《青年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提出并运用了“青年学”这个概念[3]。 马赫列尔指出，此后更加明确地论述青年学的论著来自于保加利亚研究者K.高斯波迪诺夫的论文《青年学或青年社会学》以及波兰心理学家勃列斯拉夫·内米尔科的报告《关于研究青年的综合科学(青年学)的设想》。前者于1981年经修订和扩充后用英文发表，文中提出要推进青年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不应局限于“生物主义”和“社会学主义”这两种方法，应“形成作为研究青年人和青年的人类学——生物社会学科学的青年学”[4]。内米尔科则是在1977年保加利亚朴里摩尔斯克国际青年研究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青年学的设想。作为与这两位学者的相近观点和类似工作，马赫列尔还提及了保加利亚的社会学家彼得·米泰夫和马赫列尔自己以及其他一些罗马尼亚研究者的看法。如上事实都印证了这个看法：青年学确实是由东欧国家的学者首倡的。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当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事实，不免使人思考：建立青年学的需求是否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某种关系？或者说，是否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建设过程中的某些特质使得以统一和整体的视角研究青年成为迫切需要？ 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倡青年学的学者们认为，对青年的研究不仅需要超越单学科，而且需要超越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以形成一门整体的、统一的学问？ 二、青年学与单学科及跨学科青年研究的不同 众所周知，对青年的单学科研究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在马赫列尔写作《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的1983年，就已经出现了对青年认识的三个主要范型：主要是在发展心理学领域里形成的青春期危机理论、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范型以及社会学范型。而社会学里的青年社会学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马赫列尔仍认为，真正科学的青年认识应该不仅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而且应该建立统一的和整体的青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