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9)-03-0110-016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违背李鸿章、盛宣怀在创立上海电报局时关于“此次出资商股应准永远承办”①的承诺，悍然将上海电报局收归国有，激起商界极大震动。此次“中国第一次官收商股”，②当然并非事发突然，而是电报局成立二十多年来，迭经朝廷和北洋势力以“报效”“改制”等名义加以肆意侵夺的最后结果。在此过程中，朝廷、北洋势力以及商人展开了激烈博弈，而盛宣怀作为电报局的创办人、电报局总办、办理轮船电线事务大理寺少卿，以及邮传部右侍郎，始终处在各方势力博弈的漩涡中心。在上海电报局改制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中，盛宣怀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观念、他的策略、他的心态究竟如何?对这些问题，盛宣怀研究者不可不察。还须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四年的电报局国有事件，直接关系对晚清经济潮流的研判，是“以商办企业为主力，改官企为民企”，③还是情况更为复杂，既存在改官企为民企的趋势，又同时存在国进民退、强化官办企业的趋势?这一问题亦是晚清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研究不可忽略者。 一、盛宣怀与光绪二十五年报效风波 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广泛采用电报通信技术的刺激下，清王朝内部创办近代电报工业的呼声渐起。光绪六年(1880)九月，朝廷“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盛宣怀任总办”。光绪七年十月，津沪电报各分局相继设立，第一条电报线路建设完成。八年三月，“官督商办”的上海电报局成立并开始招商，当年电报商局收报费洋银六万余元。到二十四年，电报商局收报费一百六十余万元。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报费收入增长了二十余倍。④光绪八年，电报局招商本六万两，到二十八年，电报局“发商票二万二千股，票面每股一百元，市售票价一百六七十至少售一百五十”。⑤股票增值巨大，商人在电报局的发展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是时，朝廷内外多故，经费骤增，入不敷出，度支告匮。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上谕各省关税、盐、厘等项积弊太深，令诸臣各抒所见”。徐桐上奏：“轮船招商、电报、矿务局，近年获利不资，而赢余利息如何酌提归公，未经议及。有收回利权之名，无裨益公家之实。应责成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督饬在事人等，将收支数目限期分晰开单，酌定余利章程专案，请旨定夺。”此奏得到朝廷同意。⑥四月，上谕刚毅前往江南查办。六月初四日，上谕再次就查轮电之事作出指示，责成盛宣怀，“督饬在事官商人等，迅将经管各项近年收支数目，亦限三个月分晰，开具清单，酌定余利归公章程，专案奏明请旨定夺”。“倘借口余利无多，并不竭诚报效，或任听员绅商董垄断分肥，一经查出，在事各员均不得辞其咎也。”⑦所谓“余利归公”是轮电招商章程中没有的条款，朝廷置轮、电二局股商当初的约定于不顾，以“有收回利权之名，无裨益公家之实”的罪名以及“尽报效之忱”的高压，对获利不赀，并已还清官款，实现“商款商办”⑧的招商局和电报局下手，实为晚清国家肆意侵犯商权之恶例。 盛宣怀深知朝廷对招商局和电报局脸色突变的根本原因。其致电刚毅时，有“时局艰难，自应劝谕众商，竭力报效”之词。为此，他“以急公纾难之义，往复劝谕各股商”，“君父有急需，子民岂容漠视”。六月二十一日，盛宣怀致电轮、电二局董事，告知与刚毅商议的结果，拟以余利的二成报效，并且需定实数。六月二十三日，商董代表顾肇熙复盛宣怀称：“两局在沪股商会议，皆称生意盈亏无常，实难指定报效之数，况近日商情已甚摇动，股票价跌，皆欲出售，只好仍遵旨按余利提成，以二成为度。”其方案是“每年连向北洋捐款在内，船局捐银十万两，电局捐洋十万元。除学堂捐外，按年照数补缴。倘遇亏折，商股官利不能发足之年，则报效亦应求免一年”。⑨盛宣怀深知这一方案绝不会令朝廷满意，“除学堂捐外，补缴止各二万，在商人总计则已多，在官分收则太少”。为此，他一方面向李鸿章进言：“传闻交刚相会查，股票忽大落，德国、日本皆设轮船公司来华，明年怡太合同期满，难保不有争斗，又闻德造胶州海线，欲通津沪，正在设法抵御。”盼望李鸿章能将此艰危情状“与当轴透切言之”，⑩以影响朝廷清查两局之决策。另一方面，他与商董交涉，提高报效朝廷的数额，“除捐办南北洋两公学常年经费十三万四千两外，每年报效实银，船局六万，电局四万”。“连前学堂合计，船局岁捐银十四万两，电局岁捐银八万两又洋二万元。”(11)而此时的朝廷已经迫不及待。六月二十四日，上谕催促刚毅：“著即懔遵前旨，督饬盛宣怀迅将酌提余利归公章程拟定成数，奏明办理。当此时局孔艰，该大臣必能不避嫌怨，实事求是，万不至任听在事各员多方掩饰，置公家利益于不顾也。”(12)语带严厉。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盛宣怀上《遵查轮电两局款目酌定报效银数并陈办理艰难情形折》，报告称，轮船、电报两商局历年收支之盈余，“皆陆续扩充之资本，并无现银可以提用”，经往复劝谕，“自光绪二十五年为始，除捐办南北洋两公学常年经费十三万四千两外，每年报效实银，船局六万，电局四万，共十万两，仍按二成核计，如船局余利过七十万两，电局余利过四十七万两，照数加捐，如遇亏折不敷商股官利，此项报效展至下年分摊补缴，此外免再派捐”。(13) 在向朝廷作出让步，禀报报效方案的同时，盛宣怀对两局在中国商务中的地位进行了辩护。他愤慨指出：“船、电两局，为华商合众与洋商争利之创举。中国士夫狃于各自为谋之故习，见船、电两局之规模远大，诧为无穷利薮，不知析为千百股商，仍皆铢铢寸寸之微利也。”中国商业之所以“或屡起屡蹶，或一蹶不振，受病之由，皆在散而不聚”。船、电的经验，正在于“集合众私财以求公利”，如果诸商皆能仿效船、电，“出其余羡，分任教养，捐办要举，纵无岁入于度支，岂非公家之利益?”他特别向朝廷提醒：“此次酌定报效之数，未必餍纷纷责望之心，若忘前者之艰难，禁来者之推扩，船栈不折旧，杆线不大修，原可束缚取盈，第虑丛渊日廓，局商之力驯至于尽，两局之势必不能支。”而两局动摇，必将引起连锁反应，直接危及到“均值危难未收成效”的以船、电两局之商为商股的华盛纺织厂、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关系甚大。为此，他恳切希望朝廷“洞察下情，顾全商力”。(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