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9)04-0044-08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9.04.006 钱法研究是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颇多，不过主要集中于清前期，降及咸丰年间铸造大钱，然后就跳到清末机器铸造铜圆。然而同光年间，清廷屡有整顿钱法、规复制钱之议，也采取过一些措施，虽然成效不彰，法穷则变，这却又是促使清末铜圆制造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同光年间的整顿钱法自有其研究价值。 咸丰军兴，各省军需浩繁，往往奏请将解往户部的京饷截留使用，清廷亦不得不无奈允准。户部银库空虚，连在京官吏兵丁俸饷都难以筹措，于是，不得不减成发放俸饷，又铸大钱、铸铁钱，折抵俸饷，敷衍度日。于是，京钱大钱盛行，逐步取代了制钱的流通。自铸行大钱以来，朝臣关于整顿钱法的提请在档案中就屡见记载，但是，户部真正采取的措施却很少。这是由于内乱未平，财力不充，清廷还没有能力加以切实整顿。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各省的动乱也逐渐平息，清廷财政收入基本恢复。同治六年，户部奏议恢复制钱流通，已咨行滨海各省解送制钱存储天津以备户部调用，到同治七年底，已存储72万多串①，但最后又不了了之。此后，朝臣仍然屡有请复制钱的建议，但户部已经变得持重了。直到光绪十二年，清廷再次决议整顿钱法，规复制钱，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切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关于此事，以《近代中国货币史资料》[1]收录奏折档案较全，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各省铜钱鼓铸情形，对于清廷采取的具体措施关注不够，并无专门的梳理讨论②。 本文以《近代中国货币史资料》收录档案为基本史料，进一步挖掘清宫档案，结合典章记载及时人日记，尤其是参与政策制定的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日记，对光绪中期整顿钱法规复制钱政策的决策出台、筹备施行、执行效果作一疏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清廷整顿钱法的谕旨是面向各省的，但清廷出发点与落脚地都是京城市面，采取的具体措施也主要是为了京城，其谕令各省恢复铸造制钱，也有期望得到各省解送制钱协助京师的目的，且各省铸造制钱之事基本属于“自为”，清廷的掌控能力确实力有不及，所以，本文的范围主要是北京。 一、“制钱当复，吾之心事” 关于光绪中期规复制钱一事，据清末人震钧记载：“光绪九年，御史刘恩溥请出示令(制钱、当十大钱)相辅而行，后以惑观听而止。十四年，户部尚书阎敬铭请废当十，仍用制钱，遂奉旨以三年为限。钱局遂停铸当十，所有交官之项，以制钱出，以大钱入，限三年收尽大钱。然大钱用已三十年，人无间言盖名为当十，而民间则以大钱一当制钱二，交易皆准此算之。及此令下，市肆大扰，贫人买物钱稍小，商贾辄不收，以钱局不收私铸也，因遂有自戕于市者。数日之间，民怨大沸。私铸即停，官钱少，银价骤落，富人亦苦之。未几阎去位，前令亦不复行。”[2](P63)这段记载问题颇多，规复制钱之事始于光绪十二年，而非十四年，此时的户部尚书是福锟与翁同龢，阎敬铭是管部大学士，从相关记载来看，阎敬铭在此事中并未起到主导作用，令不复行与阎敬铭去位也没有什么关系。户部原议是三年时间筹备，而且三年筹备期后来也在慈禧太后的严令下更改了。 事实上，规复制钱一事是始于慈禧太后的亲自下令。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慈禧太后下懿旨：“现在钱法亟应整顿，宜如何筹办铜斤，加炉鼓铸，以期渐复旧制之处，着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工部堂官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着一并与议。钦此。”③ 奉旨后，醇亲王、军机大臣及户、工二部堂官就着手筹议整顿钱法事宜，主要由户部承办，复奏稿也是户部主稿。据《申报》记载，“户部各堂于上月(按，指六月)二十、二十二两日在署会议事件，其略谓，京师现在行使当十大钱，银价长落无常，诸多不便，欲改用制钱，以便京外画一而复旧制云。”④ 报纸记载的时间似不够准确，据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记载，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孙莱山(按，即军机大臣孙毓汶)来议钱法”。六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谈及整顿钱法事，“大略谓制钱当复，吾之心事，尔等尽心商议，能筹三百万帑，事蔑不济矣。臣因力陈复制钱必先筹铜，筹铜必先筹本，恐此事不易。太后谕，尔部若真为难，吾当发数年宫廷节省之银，购洋铜以为率先云云。窃观圣意甚坚，应退后与诸臣商酌再奏。”翁同龢对于规复制钱相当持重，于召对时表示此事不易，实际是意图讽谏慈禧，不要期望过高，但慈禧坚持，他只好称待商议再具奏。六月二十三日，翁同龢与管理户部大学士阎敬铭面谈钱法，“彼谓易制钱必收大钱，收则价重私铸尽来，价轻小民亏折，又虑动摇四恒钱铺，京城必哗”，阎敬铭设想到的是兑收大钱定价的困难，翁同龢表示赞同阎敬铭的看法。六月二十四日，醇亲王、军机大臣与户、工二部堂官召开了会议。会上，“邸意在必行，反复数四，始定筹款购洋铜三百万，于津沪试以机器造制钱，统俟三年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并请明发宣示，以定群疑。另单陈各种行使之法，而力言不可遽复，恐动摇市肆，定大意而散，惟余与伯寅、箴庭开口，余皆嘿嘿。”[3](P2072)醇亲王向来唯慈禧太后马首是瞻，慈禧既一意规复制钱，醇亲王当然也坚持必须实施。军机处、户工两部堂官十多人，只有翁同龢、潘祖荫(字伯寅，工部尚书)、福锟(字箴庭，户部尚书)发表意见，其余基本都未发言。众人定议颇有保留。 七月初九日，慈禧太后召见户部侍郎孙家鼐，又谈及钱法，并训谕“对票存一项需留意”，孙家鼐则将会议折大致内容奏陈[3](P2073)。同时，翰林院侍讲学士龙湛霖亦上奏对规复制钱发表意见，龙折奉旨与整顿钱法事宜一并会议。 七月十四日，由醇王领衔、户部主稿的整顿钱法折上奏。奏折首先阐述了为何户部对于规复制钱一事，“时时欲行而又未能行者”的缘由。主要是由于云南矿务没有成效，“每岁运京之铜不过一批五十万斤”，“以现在滇铜之数而欲规复制钱，其势不能”。而且京师行使大钱已经三十余年，一旦骤然恢复行使制钱，“则大钱将废格不行，非有良法美意维持于未议规复之先，阛阓必哗然生事”。如果规复制钱，必须得筹措数百万两巨款，“今年部库新增之款如加俸饷，还洋款，东三省练兵及云南、广西防边饷银等项复不下七八百万两，艰窘情形，万难腾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