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理解，自1845年开始，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即以生产逻辑为主导的理论阶段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阶段。前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后者以《资本论》为标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确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哲学的贫困》中历史性思想的确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本体论与资本逻辑并置的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了资本逻辑，并以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将自己的哲学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层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批判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打破了思想独立性的哲学神话，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从生产逻辑出发揭示社会存在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的基本构架。在上述的思想逻辑进程中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生产逻辑的理论构架，另一方面能够重新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一、通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之途 如果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1845年前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受鲍威尔自我意识思想的影响，从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面对理论与现实问题。从理论建构层面来说，马克思以自我意识学说为基础，探讨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差异，强调理性自由，特别是个人的理性自由。从现实批判层面来说，这种自由的理性意识成为马克思评论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案的理论基础。在林木盗窃案中，本该从理性出发的国家，在现实中沦落为私人利益的工具，这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都不足以面对当时的问题。1843年夏在克罗茨纳赫，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在现实历史中，市民社会决定着所有制形式，黑格尔哲学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这里发生了颠倒，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哲学主词与宾词倒置的批判，正好契合马克思此时的哲学理念。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进程中，费尔巴哈的影响日益明显，青年马克思进入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从1843年夏到1845年或1846年时期，这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及青年黑格尔派人员的关系较为复杂，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在哲学上与这些思想家打交道，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需要解决如何从基础理论层面实现上述不同领域问题的内在沟通，从而真正建构出自己的理论构架。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随后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理论指向，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展开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强调，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政治国家是从家庭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但黑格尔从国家理性出发，将家庭与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理性的表现，看作国家理性的外部现实，这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需要以费尔巴哈的方式重新颠倒过来。“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①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需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具体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的战场，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出发，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的场所。“如果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入的本质的实现，看作入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表现为主体所固有的特质。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②将人从这种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指向。 在《论犹太人问题》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宗教解放的思想，说到底是将人变成市民社会中的人，即资产阶级人权意义上的公民，而“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人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③。受私人利益影响，个体处于原子式的存在状态。因此，宗教解放并不是人的根本解放，人的解放就是要回到人本身，而要实现这个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则是必要的途径。在这个讨论中，虽然马克思在运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但他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明显有着黑格尔的痕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把他人看作实现自己利益的中介，这种利己性的原子式个人，是市民社会中个体存在的状态④。这也表明，马克思此时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重要影响，但他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追随者。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出发来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则表明共产主义思潮已经直接影响到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正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才能完成，而在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进入经济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