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活世界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不容忽视，然而，“回归生活世界”由于自身意义诠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外在性而易于掉入套语和标签的陷阱，用概念化的回归取代对生活世界这个人所依存的场域的关注和回归，纠结于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概念”而不能自拔，似乎离开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生活世界就无法真实呈现和言说。哲学家理论中的“生活世界”是否映现了现实中的生活世界之真实意蕴成为一个值得被研究的问题。哲学命题本身无法全面呈现命题的真实意蕴，其真实意蕴必须契合时代背景和哲学家对命题的阐述。从命题提出的时代而言，20世纪西方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资本主义发展日益呈现出科学危机、消费异化、技术异化、生态危机等现象，抽象的理性和冰冷的科学不断侵蚀和操纵人们的生活，由此带来的人性迷失、精神堕落乃至生存危机迫使人类开始反思现实世界，“回到生活世界”似乎就成为哲学家们摆脱现状的一剂良方。 “我们的”世界是什么 西方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视生活世界是因为西方社会的普遍异化，他们认为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被金钱和权力所腐蚀、所支配，现实的、鲜活的人被边缘化了，人的丰富全面的需求日益退化为对金钱、物质的单一需求，作为社会生活根基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当胡塞尔提出以“生活世界”概念研究生活世界本身，对“生活世界”的解读乃至“回归生活世界”就成为一种现象。自胡塞尔以来，生活世界理论纷纷登场亮相，从生存论、语言学、解释学、交往理论、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视角，西方哲学家们竭尽所能，演绎着一幅绚丽的生活世界理论图景。但无论如何，生活世界肯定是人的生活世界，其中当然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三大关系。生活世界始终是“我们的”世界，即“与我们共在”的世界。那“我们的”或“与我们共在”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呢？ 在胡塞尔看来，为了重建有意义、有价值的经验世界，哲学就应当回归生活世界。究竟什么样的“生活世界”能被胡塞尔寄予厚望用来消解数学化和客观化的科学世界带给人的危机呢？胡塞尔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定义，但他指出：“我们所发现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已知的和未知的实在的东西的世界。……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的人的身体的存有方式是与这个世界相适应的。”①由此看出，生活世界是由之前未被科学理性进驻的经验世界和与人密切相关的生存境况构成，是人们生活于其间的、具体的、鲜活的世界。生活世界总是预先给定的和存在着的，总是有效的，它是一切目的的前提，包括科学真理活动中的认知追求，也必须且事实上已经把它作为前提。“生活世界”就成为“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的发源地。为了反对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而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先验性的概念，无法与马克思的“实践”层次相媲美。现象学唯心主义贯穿于胡塞尔的整个理论，借助它寻求先验还原问题的解决，停滞于科学批判的舞台，必然无法实现生活世界的真正回归。但这一研究理路推动了整个20世纪哲学对现代性进行真正思考的潮流，并影响着西方哲学的走向，反思科学理性统治、追寻人的存在价值、思索人的本真生活，开始成为哲学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将生活世界看成是“与我们共在”的世界，以分析人的在世特别是人的共在，旨在揭露现代世界的异化实质，是海德格尔走出的一条有别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道路。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共在或共同此在塑造出生活世界，“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②。不难看出，海德格尔认为生活世界不仅成为人活动的边界，还表明此在原本地与他人相通，与他人并不隔绝。人的在世尤其是人的共在理念的建构，是其揭露现实生活异化状态的武器。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视角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境遇进行阐释。日常生活被赋予了一种现实却又消极、带有悲观色彩的生存论意蕴，个体的人“在”世，具有被抛掷的性质，人们被搁置于一种无法选择和无法拒绝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无助地存在。由此，现实的个体被动地塑造着自身的生活习惯、日常情趣、价值观念甚至行为方式，进而导致人在向非本真存在倒退的过程中全面异化。 沿着胡塞尔的考察路径，哈贝马斯进一步揭示出认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他将人类整体的世界划分为两个层面：生活世界和系统世界。在他看来，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③，是交往中的人们形成的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认可的生存背景。也就是说，交往行动理论构成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和前提。语言作为理解机制则成为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语言行为取代自我反思主体的意识行为，而恰当的语言对话，比如遵循共同的范式标准，包含实情、人情和心情在内的语言学，以及不断规范和调整自身行为等，就为人际间交往行动的合理化打下基础。包含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就是在这种合理的交往中、道德的洞见中和认识的实践中，以及对行为矛盾的交感性调整中往前发展。生活世界就成为交往背景和交往行为结果的共同体。但是，因为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把现实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舍弃了，仅仅依托制度的理性化和社会文化系统及意识形态这些领域来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危机的出路，其重建生活世界的方案因笼罩着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氛围而注定无法实现。 在列斐伏尔那里，生活世界就是日常生活，即指工作之外的个人的活动和关系。而“日常生活的本质特性之中内含了丰富的矛盾性。当其成为哲学的目标时，它又内在地具有非哲学性；当其传达出一种稳定性和永恒性的意象时，它又是短暂的和不确定的；……当其被技术理性和资本逻辑所控制时，它又具有僭越的能力”④。日常生活本质上就成为一个异化的、平庸的世界，回归生活世界须用非平庸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才能沟通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之间的断裂，在革命前为宏观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作准备，在革命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状况，达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个人的统一”⑤，日常生活批判就成为个人解放与阶级解放结合的重要路径。可以说，用日常生活批判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革命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标签，列斐伏尔也不能免俗，只是具体呈现方式不同。这种批判呈现出新浪漫主义的审美情趣，试图建构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即节庆状态，个人据此塑造出一种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总体的人”，经历这种“审美”化过程，人们才能逐渐跳出被商品物化的状态。列斐伏尔建构的是一种能够析离异化与本真的哲学批判之路，哲学契合日常生活世界，祛除“非生活性的哲学”与“非哲学性的生活”双重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