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7-0113-07 在很多大学哲学本科的专业培养方案中，除了一些“导论”“哲学史”和少数“专题”外，大量存在的是诸如“《四书》研读”“《理想国》导读”“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这样的课程。几乎所有哲学教育者都赞成，对哲学经典的研读有着无比重要、无可替代的价值。相比之下，科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却不会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研读”“达尔文原著研究”或者“量子力学经典论文选读”这样的课程设置。学生们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标准的教科书或最新的讲义，而麦克斯韦的《论电和磁》或爱因斯坦发表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论文完全没必要读。 哲学和科学对待经典的不同态度同样体现在研究阶段。科学研究以特定的科学问题，而非科学经典为导向。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当然要充分了解研究现状，但这些过往的作品往往只是作为可靠的东西被接受，或作为被证伪的东西被抛弃。在写作风格上，作者基本上只需要注明所涉作品的检索信息或结论性的简短语句。相比之下，即便是那些从哲学问题出发的作品——遑论大量梳理观念史的作品和阐释经典著作的作品——中也往往会出现大段的直接引文，研究者深入地分析、比较不同哲学家关于所论问题的种种说法，它们可能是200多年前休谟、康德的说法，也可能是2000多年前孔子、柏拉图的看法。科学研究中，讨论和征引距今100年以上的作品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而哲学研究中对距今久远的作品的讨论却比比皆是。 这种强烈的对比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哲学似乎不断地返回经典。情况真是如此吗？倘若是这样，该如何解释哲学的这个做法？还有，这个做法是否合理？——毕竟，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这一切都需要明晰的论说。 一、如何刻画“哲学”和“科学”对待经典的态度区别 在上述的初步观察中，我们想当然地言说着“哲学”“科学”以及两者对待经典的区别，仿佛哲学和科学各自存在着统一的特征，各自都可以被归为一个类。我们常常也以这种方式想当然地言说着“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人”“外国人”，甚至“江苏人”“四川人”。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词所指示的事物或现象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它们每一个的内部都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 因此，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思考这样的问题，具体到本文，如何刻画实际上存在着巨大内部多样性的“哲学”和“科学”对待经典的不同做法。 笔者提议，当我们谈论“哲学”和“科学”时，最好把它们理解为集合名词(collective nouns)，它们标示的是被贴上“哲学”或“科学”标签的诸多思想的集合。在此，我们必须放弃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仿佛这些语词所标示的诸多对象中存在某种共同的“本质特征”。 就科学而言，很多人都赞成，不能像石里克那样把科学理解为刻画经验世界的真命题系统。流行的替代方案是强调科学方法的核心地位；标准的科学方法被刻画为“观察—提问—假说—推测—验证”以及这个过程的不断“迭代”，其中的假说和推测需要是可验证的、可错的，验证则需要包含因变参数和自变参数，包含实验组和对照组，并且验证是要可重复的。然而，并非所有科学分支都同等程度地合乎这个理论化、理想化的概括。例如，在天文学、医学、心理学的研究中有时候无法确立有效的对照组，可重复性这一特征在不同学科里的表现更是差别巨大。自1960年代以来，对上述简单、抽象概括的原方法论批判日益增多。托马斯·库恩考察真实的科学史变迁，把方法作为学科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范式(paradigm)的常规运作，后者为前者设定了一系列的目标和规范。不过，库恩观察到，学科范式在历史上是变化着的，由此，不同的学科、同一个学科在不同时候实际所运用的方法是有差异的。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具体地探究了实际科学研究中复杂的社会维度，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科学家个体间的互动等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一种标准的、简单的科学方法概括成为可疑的东西。 同样的，在整个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也是千差万别。在欧洲哲学诞生之初，早期古希腊哲人有大量关于世界基本构造及其变化解释的自然哲学讨论，但对这样的“始基”问题的讨论在后来很多哲学家那里都是阙如的。再比如，现代早期的欧洲哲学史上，有众多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但在当代，那些问题大都由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哲学等学科分别或共同处理，Epistemology在当代主要成了关于知识构造及其特征的研究。按照一些流行的概括，整个哲学史就是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和分化出去的历史，就是哲学基本研究范式不断变化的历史(存在—认识—语言)。而20世纪以来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则有着“欧陆”和“英美”的差异。甚至，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哲思是否都可以被冠以“哲学”之名，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鉴于这种情况，如何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来讨论实际上有着种种内部差异的“哲学”或“科学”话题，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