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刻书迹释例(下)

      以下将本人在考察古籍版刻书迹时所见到的一些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例，运用上述方法作了浅显的考察，现以例说形式呈现如下，以期在引起有志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且期待为书法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释例大致分类如下：

      名人名家书迹例，仿刻失真书迹例，书家自写字书例，名人后裔书迹例，名人尺牍手迹例，诸体风格书迹例，署名特征判断例，自书自刻书迹例，稿本刻本比较例，资料群类图书例，清代写刻书迹例。

      1.名人名家书迹例

      元祐三年(1088)苏轼写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刘宋三藏法师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译(图23)。全册四万馀字，现藏日本京都东福寺，为苏轼手书刻本。通过字迹和跋语即可断定为苏轼手写本。苏轼跋：

      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时公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慧光浑圆，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元丰八年九月九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从书风来看，此写刻本一望便知为苏体字迹。跋后低一行，又附禅院僧人一短跋，说明刊刻的时间地点：“此经流布到福州，即元祐三年二月也，等觉禅院乃命工摹勒镂板，安之本院法宝毗庐大藏，愿此殊勋，与物同济。”附跋非苏轼所写，但字迹确是苏字，或等觉禅院的寺僧于元祐三年又特意请苏轼书写后补上也未可知。这件苏轼写刻本十分珍贵，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写刻本。北宋初期雕版印刷开始大规模普及的同时，也使得刊行法帖的风气盛行，后者的功用不唯传播内容，而且还有文字的书写形态。可以说，这件苏轼写刻本是这一双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对后世影响深远。

      苏轼写刻本《楞伽经》，其实至后代亦有辗转翻刻者，如清康熙年间翻刻本《楞伽经》然与宋刻比较，知已尽失其真，相差远甚矣(图24)。

      其实这类仿刻失真例子，在古籍版刻中比较多见，下面再举一例。

      

      图23a：苏轼写刻《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图23b：等觉禅院僧人跋

      

      图24a：康熙翻刻宋刊苏东坡写本

      

      图24b：康熙翻刻宋刊苏东坡写本

      

      图25a：朱熹书序4(旁校者调原书乃朱熹手书后渐走形)

      

      图25b：朱熹《城南唱和诗卷》墨迹局部

      2.仿刻失真书迹例

      元刻本《文公家礼集注》十卷，宋杨复、刘垓孙撰。留存朱熹序，手写体。据清查慎行(1650-1727)跋朱序后称：“此序元刻乃朱子手笔，后来翻刻模仿，渐失其真。”他认为元刻所见朱序当为朱熹手笔，尽管尚存旧本痕迹，但字迹已失形走样了。对此我们用朱熹传世的书迹资料加以比对的结果，确认元刻本朱序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朱熹书法的一些基本形态，证实了查慎行“翻刻模仿，渐失其真”的说法是正确的(图25)。

      3.书家自写字书例

      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说文字原》一卷，元至正十五年(1355)高德基等刻本《六书正讹》五卷，二书皆为元周伯琦①编撰。周伯琦，《元史》卷一百八十七本传云：“伯琦仪观温雅，粹然如玉，虽遭时多艰，而善于自保。博学工文章，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书史会要》记周伯琦书法：“小篆师徐铉、张有。”因此清陆心源、瞿镛都认为，此二刻本中的篆书、楷书书迹出自周伯琦之手(图26a、b)。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七著录《说文字原》云：“伯琦自序，又次序赞、目录。其书手自写定，刻于至正十五年。”陆氏《仪顾堂续跋》卷四“元椠六书正讹跋”条：“每页八行，篆文约占小字六格，小字双行，每行二十字。元刊元印本。篆文圆劲，楷书遒丽，盖以伯温手书上版者。”又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五引清孙星衍赞云：“犹存元人篆法，可宝！”

      周伯琦传世篆书作品较多，容易据以比对，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周氏《朱德润墓志铭篆额》(图27a)《宫学国史二箴》等(图27b)。与元刻本相比，书风与结体都非常相似，可以认为乃出自同一人之手。再与故宫博物院等藏品周伯琦墨迹比较，署名“周伯琦”处亦颇近似，故陆、瞿之说应当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