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波普艺术运动不同面向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成功不仅仅因其适应且反映了消费文化的快速发展，更因其主动融入到当年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述之中，并且最终扭转或吸收了有关消费文化研究系统中社会的和政治的批判。当消费行为的多种特点被纳入到一种艺术运动里面，这种运动在消费社会中的可行性会被助长，当然并不能保证其必定成功，也不能证明其对于社会系统的支持。确切地说，在这个系统中产生的批判效果比系统外的更具摧毁性。然而，波普艺术不仅仅挪用了消费文化的图像和策略，其本身也深入到当时有效的机构矩阵中，从而将批判变得无效，也中和了大变化的可能性。本文试图在大的理论框架中总体论述波普艺术吸收了这些消费文化的机制、图像和意识形态，并展现它们如何取得整个系统的认可，大获成功，这不仅仅是对正统艺术话题的讨论，也必定包含一定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分析。 一、1960年代的文化大争论 大众文化是一个多元的、革命性的力量，打破了阶级、品味之间的旧隔阂，破除了文化之间的藩篱。它将所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制造出来了一个或许可称之为“同质化文化”的东西。 德怀特·麦克多纳，1953年① 艺术史上，从未有哪一种运动能这么快地站稳脚跟。 卡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② 1960年代中期，苏珊·桑塔格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其中的两篇——《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一种文化与新感觉》，作出了重要的论述，揭示出流行的重要性和消费文化对文化等级制度与现代化美学的挑战。③其中，桑塔格定义了一种新的美学气质，用哲学的方法，探讨了同时欣赏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可能性。桑塔格的文章，提出了对20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文化理论挑战，该理论以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与德怀特·麦克多纳为代表，他们认为艺术与大众文化分别属于两个对立的阵营。而桑塔格则反过来指出，艺术和通俗在感性层面存在着共性，她描述出了一种美学新感性的特征。桑塔格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她采取了一种被格林伯格驳斥的立场，与格林伯格和麦克多纳所拥护的文化理论产生了间接的关联。 格林伯格、麦克多纳与战后时期的文化批评被视作一种愈发强烈的悲观主义。像许多纽约知识分子那样，他们否认其思想的本质源于冷战。④言论中的那些乐观成分——有关需要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这个前提条件，如果这一可能最终丧失，那么这些乐观性就无法成立。埃尔文·何威(Irving Howe)也是长时间参与到这个阵营的人。他假设1960年代在知识圈子里存在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批评声音，会因绝望的到来而慢慢消减，但它们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阶段，那些决定要支持政治与文化前卫的人，他们从早期开始便一直为错误的思想持续激战，而这种激战会渐渐减退。⑤冷战时期理想破灭，醒悟之后，一种新的感受流行开来，“工业社会已经走到了一种富足而停滞的阶段，重大的剧变会在文化领域，而不是在经济领域更生动地得以显现”。⑥这不仅仅为格林伯格与麦克多纳的战后写作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揭示出大众文化批判背后的要旨：它并未轻易地代替中产阶级的社会批评，也并没有鼓动劳工阶层将目标付诸实践。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文化主义批评的声音成为了政治力量的代言，左翼知识分子因左翼主义政治的理想和革命可能性的破灭而醒悟过来。⑦格林伯格的分析，其逻辑在于他预先设定了文化的特征必须遵守社会中的等级之分，他看到了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壮大，这带来了高级文化的末路。 如同格林伯格，麦克多纳也感觉到学识平凡的普通人，他们作为文化接受方日渐上升的地位，导致了高级文化的衰落。大众文化生产了“艺术工人”，他们在产业劳作中因长时间从事手头的工作，智力工作的能力逐渐退化。⑧在大众社会中，即使那些在经济上可以称得上是精英的人，他们的品味也是一种降格了的品味，因此“高级文化必须知道要如何与大众文化抗争，否则就会被吞并”。⑨麦克多纳的结论提到，对于拯救文化存在着两种建议，一个是传统的沃特加(Ortega)和艾略特(Eliot)式的建议，“重建像过去那样的阶级围墙”，以此减轻文化复兴的负担；⑩另一个建议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两个主义在麦克多纳本人提出不久后便如是陈述，认为如果可以建立一种“民主的、无阶级性的文化”的话，则可以保留大众的品味与水准。(11)对于麦克多纳而言，尽管前者曾经构建了“一个更稳固的历史性的基础”，然而，在一个越来越“工业化，重视大众化的”世界中，这两个建议中的哪一个都不可行。(12)总之，麦克多纳认为没有解决途径，“在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同质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了，并且今后，前卫与庸俗之别还会加深”。(13)麦克多纳的写作把自己推向了这样一个角落：如果文化走到了如他描述的这样一个绝境，那么还有什么可说呢？但是他又反过来开始对主体再次进行讨论：庸俗文化的制造者已经腐化了大众，反过来确保所有的文化都会与它掉落到一个层面上。(14)麦克多纳调整了他关于大众文化的早期观点，考虑到了美国的特殊环境，(15)其中，他考察的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内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最大的影响来自于十月革命的文化对流。工业主义的到来摧毁了新英格兰精英们树立的文化权威，至少这套东西麦克多纳认为在他自己身上已经没有了。同时，“母语非英语”移民进入到美国社会，这股浪潮“同化了最底层的文化(还有经济层面的)”，而这便是与庸俗相关的现成品的消费。(16)第二个阶段，是美国经济在战后的转型阶段，标志着这场大众文化变革中的新阶段：钱、空闲和知识，对文化的补贴，都比之前投入到文化中的要丰厚太多了。(17) 在格林伯格和麦克多纳以及大众文化传统的批评声背后，存在着一种害怕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趋同。他们的写作反映出一种传统的、稳定的、精英的文化的牵制力，在战后社会中得以飞速改变，无论是阶级的还是文化的界限都已受到了腐蚀，他们因这种变化而焦虑不已。进一步说，大众文化是由商品与商业趣味生产出来的，其内容被视为要反映出那些生产者的趣味，也就是说，迎合那些最低层次的、最普遍的趣味和需求能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结果常常变得更坏：这种文化替代了真正的文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破坏了“高级”与“低级”艺术之间的界限，以及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界限。最后，即使这个事并没有说得那么明白，在大众文化的领域中，去开展对消费者的营销会更直接，也更容易、更可行、更明智，如此为之批评的角色会遭到破坏，侵蚀掉一个文化仲裁者和介绍者的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