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伟大的十月革命80周年。苏东剧变后十月革命蒙受一些敌视者的诋毁和攻击。当今俄国学术界如何看待这一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变革，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介绍了目前俄国史学界关于十月革命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1.关于革命的条件问题。近来，关于革命的条件的最流行的观点是把革命的条件同俄国的现代化困难联系在一起。当然，用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似乎既可以解释19世纪60—80年代的改革，也可以解释维特和斯托雷平的行动以及后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不能不考虑到，上层虽然主观上感觉到，相对于他们的地缘政治欲望而言，俄国太落后了，这种感觉并不比日本对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满程度强烈。然而，“明治维新”却没有破坏性。可见，在保留俄国农业传统方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现代化的社会代价，对群众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这就决定了革命和改革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 人们常常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十月革命爆发的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原因。的确，布尔什维克的二律背反（“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或通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等）是由战争引出来的。不能不承认，客观上是那些企图继续进行战争，而不考虑人民情绪的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党人把布尔什维克直接推上政权的。既然如此，那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最恰当的，即旧政权和自由主义反对派进行改革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改革只能使基层人民忍无可忍和采取激进行动。 看来，只有当我们不仅把1917年革命，而且把1917—1922年国内战争都作为帝国体制危机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时，才能使研究十月革命的条件问题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然而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十月革命的各种历史比较研究都失去了意义。比如，“上层的”危机、1917年的政治突变、边缘人物的行为、农民的反应都可以同法国大革命的各种事件相比较；农民群众运动也同墨西哥和中国革命有不少相同之处；工人及其领袖们的行为可以同巴黎公社事件相比较。但是，1917年革命还有一些全新的因素：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成为群众意识的主要成分，很多社会冲突“简化”为“上层”和“下层”、“外国”和“本国”、“旧”和“新”的矛盾，民族因素，对苏维埃实行“党的”专政等等。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特征、革命发展的特点及其长期后果，必须反思俄罗斯帝国——独特的、组织复杂的、多民族的社会体系以及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这个国家的极其独特的“色彩斑斓”历史。 2.危机的酝酿与加剧。如果我们注意到，俄国不仅是一个帝国（传统的或最新的资本主义帝国），而且是残余性质的帝国，那么我们就会对革命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帝国形成的基础不是简单的扩张逻辑，而是由其居民的文化、地缘政治和社会家长制观念培育起来的特殊的国家主义政策。这是20世纪尖锐的俄国危机日益加剧的现实的、虽然是难以觉察的因素。俄罗斯帝国的危机是由于在现代化关键阶段欧化的“上层”同传统的“下层”社会文化不相容引起的。 帝国危机的酝酿过程是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但是表现形式却是猛烈的、违反社会常理的、“自发”的。可以把危机划分为几个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危机时期、政治危机时期、组织危机时期、社会危机时期、暴民政治危机时期和危机的理论复兴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指彼得一世时代尝试用独裁的官僚制度取代旧的专制制度的政权变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是在欧洲唯理论上层社会形成后出现的。政治危机时期是从上层社会划分为官僚和反对派开始的。出现组织混乱和管理无效率局面是由于反对派不仅在道德和精神上向官僚施加压力，而且着手制定替代性结构——从政党到社会组织，结果使管理职能同自治的嫩芽发生矛盾。帝国的社会危机不单纯是由于群众生活状况恶化，而且还由于群众越来越相信“异己的”统治者是造成他们生活状况恶化的唯一的罪魁祸首。出现暴民政治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精英尚未完全形成，而且由于社会零散力量有能力联合成充满幻想的、自以为可以无法无天的群体。最后，危机的理论复兴阶段的标志是全帝国的社会精英看到新的革命政权开始把自己的目标强加给人民而“清醒起来”。 无论帝国体制危机的这些组成部分或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在1917年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上层人物”的政治冲突，而是基层百姓争取生存的社会斗争。由于最高权力机构无所作为，使边缘人物的暴民政治行为发挥了作用，尤其当大多数群众处于观望状态时，这种暴民政治行为的作用就更为明显。因此，在分析革命事件时，应着重分析群众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某个上层政治集团是“被赶下台”还是“保住地位”。我们认为，上层社会是在徒劳地企图稳定局面、恢复“秩序”，他们不懂得激进变革和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是不可逆转的，仍然按照已成为过去的、“平静”时代的理想和欧化的上层社会同人民那种通常的关系行事。温和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尽管有良好的愿望）更是微不足道和徒劳的。他们已落后于左翼群众并在左翼群众对所有“旧式”领袖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还在企图把“合理的”行动方式强加给他们。最后，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时期“和群众打成一片”，然后领导群众，鼓励群众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并称这一行动为“革命的首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