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引下，很快地在组织和制度层面解决了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被人们誉为中东地区世俗化、现代化的一个样板。但是近年来，土耳其的现代化严重受阻，被无数的社会问题所困扰，尤其是国内伊斯兰运动的持续高潮，使土耳其已经实行了73年之久的世俗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分析与探讨土耳其伊斯兰宗教复兴的原因，以及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对中东地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伊斯兰教 复兴 现代化 影响 一 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据官方统计，在土耳其大约4600万的人口中，有99%的人信奉伊斯兰教〔1〕。在过去长达八个多世纪里， 伊斯兰教已在土耳其的国民心理和传统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土耳其人于1517年征服了当时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着的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皇帝便在自己的封号上加上了哈里发这个全世界穆斯林最高首领的尊号，把世俗化政权和宗教教权都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从此，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成为了一个始终致力于促进和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他们的帝国，包括所有早期伊斯兰的各个心脏地带在内，便是伊斯兰本身。因此，按照奥斯曼编年史的说法，帝国的领土便是“伊斯兰的领土”，帝国的君主便是“伊斯兰的国王”，帝国的军队便是“伊斯兰的士兵”，帝国的宗教首领便是“伊斯兰的教长”，帝国的人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自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与伊斯兰教之间的这种等同关系，不可能不影响到土耳其社会与制度的全部结构。这也就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什么伊斯兰教及其僧侣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什么法律的制定、诉讼程序、税收制度、军队、学校等等，这一切都必须根据伊斯兰教准则行事的根本原因。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总统为了进一步铲除奥斯曼帝国封建君主制度复辟的可能性，以巩固和完善资产阶级共和国，“迅速开展了一系列以废除哈里发神权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改革”〔2〕。从此，世俗化成为了土耳其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世俗化的改革措施，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是土耳其建国的基本原则之一。 凯末尔的世俗改革，在宗教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政教分离，而不是非宗教论。其目的不是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它同政权相分离，停止宗教及其阐释人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所具有的权力，使他们的权力仅以有关信仰及礼拜方面的事物为限。从而把伊斯兰教降低到宗教在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中所具有的那种作用，以便使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更加现代化和更加民族化的形式。但是，不让伊斯兰教的僧侣们参与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是一回事，而要求伊斯兰教这个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具有牢固的传统和共济会式的组织进行现代化和民族化，却还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凯末尔政府对国家管理宗教，让伊斯兰教自身进行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尝试，是以1924年颁布的法律为开始的。根据这一法律，政府对伊斯兰教的统治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撤销了伊斯兰教官职的设置，撤销了宗教事务部以及自凯末尔政府成立以来便把原属于教长的多数职权交由它们接管的教产基金管理总局。土耳其的宗教事务委员会隶属国务院，委员长由国务总理委派。该会的职权包括：有关清真寺的管理工作，以及清真寺其它工作人员的任免和对于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实行的一般监督。教产基金管理总局不直接隶属任何中央部门，它主要负责管理已由国家接管的宗教财产以及对宗教设施的维修。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措施，使伊斯兰教变成了国家的一个行政部门，乌里玛也都变成了国家的低级公务人员。 此外，根据1924年的法律，作为旧式的神学院也都一律停办。但凯末尔政府确实也曾经为进一步培养宗教人员想过一些办法。例如在较低的一级，国家教育部曾经设立过一些培养低级僧侣的训练学校。在较高的一级，过去的著名神学院经过改组而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下面的一个学院。这所新的神学院，完全被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其目的是要为世俗的共和国提供一个更加适合需要的现代化、科学化的新型宗教教学中心。1928年，该学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关于就伊斯兰进行改革和实行现代化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议，以便由伊斯坦布尔大学转呈国家教育部。这个委员会包括心理学教授、逻辑学教授以及若干位伊斯兰教神学家。该委员会于1928年6月发表了一个报告， 并一开始便清楚地说明宗教是一种社会制度。像其它的社会制度一样，它必须迎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像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一样，按照科学的路线进行改革，使其同其他各项社会制度保持和谐，使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现代化发展中，显示出它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和进步性〔3〕。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该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建议， 大致可以分别归于四个不同的项目之下。第一，关于礼拜的形式，报告说需要保持清真寺内的清洁和整齐，增设座位及存衣室，一定要让人们穿着干净的鞋子进入清真寺。第二，关于礼拜时所用的语言，报告坚持必须用土耳其语。第三，关于礼拜的特点，报告认为应该设法使礼拜优美，动人而又具有精神力量。为此，清真寺需要有受过训练的音乐人员，还需要有乐器、尤其需要的是现代形式的宗教乐器。第四，也就是最主要的一项，就是礼拜中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报告认为必须以真正的宗教指导来代替事先印就的现成讲道词，尤其是担任这种指导的人员只能是受过必要哲学训练的讲道者。 在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国内要求实现世俗化改革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尽管凯末尔政府从来都没有公然采取一项反对伊斯兰教的政策，然而却希望能够把有组织的伊斯兰这股力量给除掉，不使它控制土耳其人民的意志和心灵，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尽管禁止宗教教育，把清真寺改为其它用途，这些都给凯末尔政府推行法律改革和社会改革增添了力量，然而又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从来就不是象有时被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彻底。首先，在当时有许多迹象表明，以崇拜托钵僧作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宗教，仍然暗地里牢固地存在着，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的广大农村。在土耳其，伊斯兰教的活动，向来都是表现在两个层面：属于国家、学校和教权政治的那种正式的、合法的、教条式的宗教，与属于人民大众而又主要通过托钵僧各大宗派得到表现的通俗的、神秘的、直觉的信仰。虽然从1924年土耳其开始的伟大世俗化改革，是针对乌里玛的，而不是针对托钵僧来进行的，然而不久就可以使人们看清，推行政教分离主义的最危险的阻力不是来自乌里玛，而是来自托钵僧。土耳其的乌里玛由于久已习惯了掌握国家大权，因此他们变的不善于反对国家政权。而托钵僧一向是自由和对立习惯了的，他们在广大普通人民中间仍然享有对他们的信任和忠诚。特别是在1930年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地区，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位名叫库比拉伊的凯末尔主义者军官，听到当地一个托钵僧首领在向群众讲话并攻击凯末尔政权，他便出来表示抗议，于是被群众捉住，按倒在地，慢慢地割下了脑袋，而那位托钵僧首领及其支持者却在一边喝采。罪犯当然受到了惩罚，国家也为库比拉伊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土耳其政府干涉宗教的行为所引起的公愤，超过了任何其它世俗主义的改革措施。凯末尔逝世后，土耳其曾经有过种种关于宗教复兴的谣传，然而除了1940年5月9日只在军队中恢复了随军教士外，很少看到有其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