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被遗忘的一面”，〔1 〕特别是被军事史家和外交史家所遗忘的一面。1973年之后，随着英美等西方国家情报档案的相继开放，职业历史学家们开始涉足情报史研究。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这一核心领域，建立起情报史研究园地，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填补了史学研究的空白，从而形成了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学派。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英国学派形成的背景、代表人物的主要学术成就及其研究特色，指出情报已成为当代国外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该学派的形成有助于推动历史学家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历程。 一 情报史成为“被遗忘的一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本身所怀有的偏见。80年代之前，英国职业历史学家要么是完全忽视情报在历史上的作用，要么是认为情报对外交和战争的影响无足轻重。这种态度影响了一大批史学著作。如大历史学家泰勒的（1914—1945年的英国史》，对情报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仅一笔带过。〔2 〕历史学家这种忽视情报及其作用的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是影响了历史学家完整而又准确地把握历史，如情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进程的影响，在1973年“超级机密”的档案解密之前，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作用有限；二是有的史学著作即使是提到情报，也是语焉不详或错误百出，特别是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组成问题上混淆不清。第二个原因是职业历史学家不想涉足情报研究。长期以来的情报著作大都是谍报小说，人们在心理上已将情报题材的书归于街头文学之列。这使得历史学家对情报研究退避三舍。情报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们缺乏全面而又完整的档案文件。1973年，英美等国公布了一些情报档案，但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材料是极为有限的和片面的，这有碍于历史学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3〕 因此，历史学家涉足情报研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主观的，即存在情报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偏见。二是客观的，即缺乏完整而又可靠的档案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并未退缩，而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以罗纳德·列文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利用现有的政府公开文件、公开刊印资料以及情报档案，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开拓性研究，使情报史不再是“被遗忘的一面”。 开拓性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二战时期的密码战，它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列文等人进行的严肃而又准确的研究。列文是早期英国情报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的《超级机密走向战争》最早运用档案文件对“超级机密”进行研究，细致地描述了“超级机密”影响战争进程的方式和途径；《美国的魔术》则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日之间的密码战，强调美国是如何利用密码战来推动战争进程的。约瑟夫·加林斯基和R.V.琼斯则从英国立场出发，分析了盟国拦截轴心国无线电情报的成功努力。〔4〕二是较为严肃但不太准确的研究， 主要有弗雷德里克·温特鲍瑟姆和安东尼·布朗的著作，他们的书均以描述记事见长，但缺乏必要的和可信的注释与参考书目。〔5 〕三是情报界原“了解内情的人”的回忆录，其立场和观点虽然不完全可信，但还是为后来的情报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如主笔1947—1953年各卷《国际事务概览》而享誉国际关系学界的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将其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经历写成的回忆录就是这样。〔6〕 英国早期的情报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公开材料进行研究，二是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特别是密码战。这两个特点也预示着英国学派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因为正是在列文、布朗和卡尔沃科雷西等人的推动下，英国学派才得以形成。 二 1985年，英国几所名牌大学的历史学家会同德法等国的史学研究人员， 在英国爱塞克大学以战前的情报史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 1987年会议论文集出版。著名国际关系史家唐纳德·卡梅伦·瓦特指出，爱塞克大会及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情报史研究的英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英国学派形成的第一个动力来自美国。1980年，著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情报学术会议，强调指出情报史是外交史和战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大多数论文出自英国学者之手。其后，英国学者为推动情报史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84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历史学刊》主编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利兹大学国际关系史家戴维·迪尔克斯合编出版了《被遗忘的一面：二十世纪的政府与情报界》，说明情报研究在英国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同年，一些学者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情报史会议，并于1987年出版了论文集。上述四本论文集有一些共同点：一是绝大多数论文来自英国学者，二是主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前的情报史，三是主要利用情报档案进行分析。〔7〕同时， 情报研究的专业学术杂志《情报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于1986年在伦敦创刊。这样，一个拥有自身学术阵地和颇具有自身风格的情报史英国学派最终形成。 英国学派的成员在地理分布上不仅包括英国本土的学者，如欣斯利、贝内特、比斯利、安德鲁、瓦特和卡尔沃科雷西等，还有爱尔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如弗里斯、沃克和杰弗里斯·琼斯等。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情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情报判断、情报机构的演变、情报在战争决策和战争进程中的地位、重大情报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上，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时期的情报史 英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情报史研究，集中在战前欧洲国家的情报判断和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两个方面。战争与情报判断的关系，是80年代中期英国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诺曼·斯通、约翰·古奇和小威廉·富勒分别描述了战前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对战争的情报准备工作，而作出杰出贡献的则是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对法国情报的研究。安德鲁指出，法国的战争计划表明，法国对德国威胁的战略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它对德军力量、德国未来进攻方向的估计却错误百出，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情报，而是在于法国情报工作本身的种种弊端，因此，战争爆发后法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也就不足为奇了。〔8 〕关于战时英国的通信情报，已故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比斯利作出了最好的研究，他的《极为特别的情报》、《极为特别的海军少将》和《40号房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前两书分别叙述了海军情报活动和海军情报部长约翰·戈德弗雷少将的情报生涯，后一本书则专门研究海军情报部密码破译中心——40号房间。比斯利指出，40号房间为英国立下了不朽奇功，它不仅破译了德国的海军作战计划，还破译了大量的德国外交电报，尤其是后者为英国的战时外交出力不少。〔9〕此外， 约翰·费里斯研究了英国陆军的战时通信情报。〔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