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1;F27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9)07-0139-09 二十一世纪以来,创新驱动发展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以支持创新活动的迅速开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科研人才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科研人才之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作为创新活动的关键投入要素,更在于其决定了区域的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理论(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认为,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这个企业识别、吸收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进而影响了其创新产出[1-3]。 既有的区域创新研究大多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4]。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4]。然而,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忽视了从R & D投入到创新产出的中间环节。该理论假定知识溢出是自发的过程、假定R & D投入必然导致有经济价值新知识的产生,往往只关注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的直接效果[5-8。因此,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Cohen等学者提出了知识吸收能力理论,指出企业的创新产出不仅取决于创新投入量,还取决于企业利用内部先验知识量,识别、吸收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1]。在知识吸收能力的测度上,近年来学者们普遍使用科研人才存量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例如科学家数量、R & D部门职工数量和工程师数量等等[9-14]。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展了不少实证研究,以揭示知识吸收能力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Cohen等学者发现,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能通过吸收、转化外部新知识,有效提高企业创新产出[1]。Veugelers进一步发现知识吸收能力能显著调节创新活动:当知识吸收能力存在时,企业会受到合作伙伴研发行为的激励并提升创新产出,而在缺乏吸收能力的企业则没有这种现象[11]。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在区域层面上探究知识创新产出对区域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在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定义上,Giuliani最早将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定义为一个集群吸收、传播和创造性地应用集群外部知识的能力[15]。Exposito-Langa等学者在对工业区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将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拆分为知识识别能力、知识吸收能力以及知识应用能力[16]。Caragliu等学者暗示了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即区域理解、解码与高效地应用地区内或地区外新知识的能力[17]。结合前人研究(表1),本研究将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定义为:区域内的人力资本利用区域知识存量识别、理解、传播并创造性地应用来自区域内部或外部的新知识的能力。既有研究表明,整个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会造成这个区域学习和内化新知识的能力低下,从而阻碍创新活动的开展[15,18]。例如,Keller发现,只有在知识吸收能力达到一定高度时,区域贸易自由化才能提升创新产出[9]。Borensztein等学者在对外商投资(FDI)的研究中同样发现FDI的技术溢出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12]。Giuliani发现知识吸收能力能够决定集群与外部知识源的连接度以及集群内知识系统的稠密程度[15]。Azagra-Caro等学者通过对地区内“产业—大学”联系的研究发现,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不足会限制产学研知识交流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19]。Kallio等学者研究发现区域知识吸收能力能够有效提高区域创新系统内的知识传播。Saito等学者使用高技能工人测度知识吸收能力,发现高技能工人是区域创新中企业和工厂间知识传输的“管道”[20]。Caragliu等学者研究发现一个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地区会使知识更容易泄露到周边地区[17]。但总体而言,知识吸收能力理论在区域层面的研究应用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近年来,区域创新逐渐成为了国内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经济地理学者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①构建区域创新的科学评价体系,刻画中国区域创新及科技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格局[21-24];②研究中国区域创新联系并识别中国区域创新网络[25-28];③识别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29-35];④研究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36]。然而,既有的中国区域创新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尽管已有部分研究尝试刻画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格局并识别其影响因素,但此类研究往往在省级尺度上开展,忽略了省内的空间异质性,难以精确反映全国创新产出的空间格局及时空演变。实际上,城市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22-23],并且由于大量隐含的知识需要通过面对面传播,创新及知识的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逐渐衰减[37]。因此,创新的溢出和扩散往往发生在较小的地理尺度[32]。其次,既有研究大多仅关注投入要素对创新产出的直接效果,忽视了知识吸收能力在区域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载体,人力资本往往与其他创新投入要素相结合,共同作用于创新活动[38]。因此,前人对区域创新的研究往往难以解释某些区域即便创新投入高但转化效率低的问题。此外,国内学者往往从企业的层面上研究创新主体的知识吸收能力,较少在区域层面上分析知识吸收能力的作用机制[38]。然而,不少西方研究已经揭示了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对区域创新的重要作用。Caragliu等发现,区域不能仅仅通过靠近新知识源而受益于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效果还受到某种能力的“调节作用”[39]。Boschma的研究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区域学习的必要条件[40]。 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基于2000—2015年县级尺度的专利数据,揭示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时空分布特征,并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识别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尤其关注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所起到的作用。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①中国区域创新产出和科研人才存量的空间分布有何特征?②科研人才集聚对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异有何作用?③科研人才知识吸收能力如何调节各创新要素对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④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