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

作 者:
施越 

作者简介:
施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原文出处:
俄罗斯研究

内容提要:

当今中亚的政治版图,主要由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所奠定。关于该事件性质及其历史影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民族划界首先具有满足中亚各民族自决诉求、巩固新社会制度的意义;其次,俄共(布)中央同时有着对中亚边疆居民分而治之的考虑,即以塑造民族共和国的方式强化民族间差异,消解宗教传统和“双泛”思潮的历史影响。本文在综合各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档案研究成果,提出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进程可以分为1924-1925年的初次划界和1929年、1936年两次调整。初次划界进程主要由中亚本地各族党员干部提议,并通过反复争论,达成中亚南部划界方案。俄共(布)中央在这一阶段并未对划界进程进行积极干预,所谓“分而治之”的意图在初次划界过程中并无显著表现。但1926年以后,苏联对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三个民族自治单位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的变更,则更多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2016年末以来,苏联初期民族划界遗留的费尔干纳盆地飞地问题,在乌、吉、塔三国外交关系升温的背景下出现积极变化。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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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73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095-(28)

       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在中亚南部开展民族划界工作,将当时该地区存在的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БНСР)、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ХНСР)依照民族自决的政治理念,重新划分为若干民族自治行政单位。①这一进程彻底改变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沙俄征服中亚以降该地区存在的行政区划,为后来中亚的五个民族共和国划定了边界,也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因边界、跨界民族和资源分配而起的纷争埋下了伏笔。作为塑造当代中亚五国边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亚民族划界进程由谁主导?应该如何评价其性质和历史影响?本文将以新的史料呈现民族划界进程中地方民族党政精英与苏联中央政权的动态博弈,修正此前关于苏联中亚民族划界乃至民族政策的传统叙事。

       关于民族划界的性质和影响,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苏联史学界的正统观点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强调中亚南部的民族划界实现了中亚各民族长久以来建立国家的诉求,并将民族平等的原则付诸实践,为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进步创造了条件。②

       而国内一些学者则认为,俄共(布)和苏联中央出于现实主义政治考量,以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组建为由,刻意在中亚南部划出犬牙交错的边界、制造多个加盟共和国,是为了令其相互制衡。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强调,十月革命之前中亚各族群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而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进而认为存在着遍及中亚各地的穆斯林认同。苏联初期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的组建则出自联盟中央的指令,有违“中亚各民族自然分布和民族集中居住区域划分”。③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学者们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划分首先在政治上削弱了伊斯兰教和近代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影响,以各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文化淡化宗教的社会地位,有利于消除中亚地区中世纪社会政治残余,稳定苏维埃政权,为后续的社会经济建设奠定基础。但这种在大俄罗斯主义影响下人为制造民族集团的方式,将“本来界限模糊的民族集团造成完整的民族”,强化了民族意识和独立情绪,为苏联解体之后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独立创造了条件。④

       上述观点与冷战时期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遥相呼应。直至20世纪90年代,欧美学者普遍认为,苏联中央在中亚实施民族划界,是企图用塑造若干政治群体的方式防止出现强大的地方民族势力,意在分而治之。其中,美国学者奥尔沃斯(Edward Allworth)的观点流传较广,他认为,民族划界的主要目标是分化势力较大的乌兹别克族,因为在历史上“(乌兹别克人)发挥着同化其他族裔的作用”。⑤

       但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新近的研究则挑战了这一观点。新的研究通过利用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新开放的档案史料,提出了如下新观点。首先,前人的“分而治之论”并没有实证依据。民族划界过程实际由中亚本地共产党内各族精英主导,俄共(布)和苏联中央对中亚民族划界机构上报的方案并未作重大改动,事先也并未布局刻意制造各族党内精英之间的不和。其次,中亚各民族自治单位之间复杂的边界划分,主要是各族干部反复争论妥协的结果。尽管一些地区的边界划分最终经由中央仲裁决定,但大部分的边界由各族干部根据民族构成和经济整合原则讨论决定。⑥持上述观点的研究者,尽管指出了地方民族干部在中亚民族划界初期的历史作用,但首先,他们的研究未能系统地呈现该进程中争论的主体和焦点议题。其次,上述观点忽略了1925年以后历次中亚民族自治单位的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变更,片面地以民族划界初期出现的情况为整个历史进程定性。

       在综合分析前人学者提供的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该事件需要细分为两个阶段讨论:1924年至1925年初,第一阶段的民族划界主要由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剌子模三地的本地党员干部提议。具体地区的边界划分也主要通过各民族干部之间的争论达成方案。在这一阶段,俄共(布)并没有主动干预民族划界的细节。第一阶段划界结果实际上有利于当时在中亚地区影响力较大的乌兹别克族党政精英。新成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辖行政版图,涵盖中亚南部所有重要的农耕区。此前研究文献中强调的分而治之的意图,至少在1925年划界结果中体现得并不明显。

       而在第二阶段,即1926至1936年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哈萨克民族自治单位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变动,则呈现与第一阶段大相径庭的权力运作图景。其中,1926年吉尔吉斯自治州从乌兹别克共和国⑦划入俄罗斯联邦并升格为自治共和国、1929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从乌兹别克共和国独立并接收其苦盏州两大事件,则确定了今日费尔干纳盆地犬牙交错的国界格局。而1936年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则最终奠定了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版图。本文认为,相比1924-1925年的初次划界,1929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和苦盏州并入以及1936年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更多地受到了苏联中央决策的直接影响,其中不排除存在分而治之、压制潜在的地方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考虑。

       一、革命、内战与秩序的重建:1924年民族划界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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