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6年开始，我国互联网在线直播行业进入井喷期，涌现了大量互联网直播平台。众多直播平台可分为垂直类直播平台、游戏直播平台、泛娱乐(包括秀场)直播平台、版权直播平台。在这四种类型的直播平台中，泛娱乐直播起源于传统秀场，门槛较低，用户数量庞大。泛娱乐直播平台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和情感色彩，直播的主要内容是观众和主播在直播间进行的交流和互动。平台中的主播多为外貌姣好的年轻女性。随着移动客户端用户的激增，依托于众多直播平台的女性主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女性主播以一种新的职业形态进入大众视野，其“围观”和“打赏”模式也使得秀场直播间的女性身体变成被观赏的消费品，形成难以被忽视的文化景观。直播行业的消费是一种特殊的“刷礼物”(也称“打赏”)形式，给平台带来了丰厚的流量和盈利，同时也因小部分观众尤其是未成年观众疯狂“刷礼物”的行为引发了诸多争议。 互联网直播平台下的直播劳动存在着三重问题，一是在“劳—资—客”框架下，传统的工作模式和管理控制如何演变和创新；二是女主播如何通过这一过程实现从身体、情感向商品的转变；三是在“劳—客”互动过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顾客又有着怎样的回应?本研究以泛娱乐直播平台中的签约女性主播为例，在劳动过程理论和服务业情感劳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变迁的背景分析平台经济下直播行业的情感劳动过程，尤其关注“劳-客”双方关系的构建，既包括劳动者一方的情感劳动和异化，又包括顾客/消费者一方的回应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本文将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二、研究述评 (一)控制与反抗：劳动过程理论 劳动过程理论肇源于马克思。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指出：资本家将劳动者分工以使其承担劳动过程的特定部分，这种分工与协作的方式使得资本家必然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从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马克思，2004：374-421)。此后，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反抗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劳动过程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分成两条主线：一是以布雷弗曼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工作场所控制；另一条以布洛维为代表，关注劳动者主体性。 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认为，人类劳动分为“概念”与“执行”两个部分。二者可以统一，也可以分离。二者的分离指一个人想出的主意可以由另一个人执行。机械化生产通过深化劳动分工，使得“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出现了分离倾向(布雷弗曼，1979)。但布雷弗曼的劳动控制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他虽然看到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但却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即工人作为主体对劳动控制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研究则引入劳动者主体性这一因素，挑战了布雷弗曼二分的模式(布洛维，2008)。他认为资本在生产中制造出工人的甘愿，工人自发地甘愿与资本主义的强制结合共同塑造生产行为(转引自郑广怀等，2015)。布洛维之后，学者开始将性别、公民身份等多样化纳入劳动过程的分析中。李静君(Ching Kwan Lee)通过对香港港资企业的调查发现，资本可以在相同的劳动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性别认同机制对女工施加不同的控制(Lee，1998)。 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工厂劳动的劳动过程研究。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和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冲击着劳动社会学的传统研究，有关服务业劳动过程的研究也开始大量出现。 (二)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向和服务业的兴起，推动了学者对劳动场所性别和阶级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有关劳动过程的研究从工厂转向服务业中。在服务业独特的生产方式下对劳动过程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考虑顾客的作用，工业时代的劳资关系转变成服务业时代的“劳—资—客”三方关系，情感劳动开启了服务业中劳动过程研究。 霍赫希尔德(A.R.Hochschild)通过对航空服务业的研究发现，服务业中的工作者必须努力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情感经营或管理与消费者创造一种联系(Hochschild，1983)。劳动者的情感被卷入生产过程之中，成为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在霍氏之后，有关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餐饮、百货、家政、航空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具有以下特点：情感劳动的趋势、“劳—资—客”三方关系、情感劳动多与性别角色相关(汪建华，2018)。 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质，资本和顾客往往运用性别化机制管理劳动者，包括空姐、家政工、茶艺工、化妆品女销售员、美发师等。一部分劳动者在服务过程中要求与顾客直接建立强情感联系，包括家政工、美容美发师、足疗店青年女技师、茶艺师等(苏熠慧，2011；施芸卿，2016；陈龙，2016；帅满，2018)。劳动者在资本支配下需要通过与顾客维持较为稳定的、有黏性的关系以吸引顾客的消费，为资方创造更大价值。情感经营是劳动过程的重要环节。另一部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则不需要维持与固定顾客的关系，劳—客关系相对松散，包括百货女售货员、空姐等(蓝佩嘉，1998；李晓菁、刘爱玉，2017)。资本通过行为或业绩的规定对劳动者进行规训，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劳动者需要在劳动过程中投入情感以塑造一个让资方和顾客满意的前台形象。例如，对百货女售货员来说，资方通过侧重结果控制的隐性控制以塑造“驯化的身体”(蓝佩嘉，1998)；对空姐来说，为提供令顾客满意的服务，她们需要通过“标准的微笑”、给假号码、拟亲属化称号等进行回应(Hochschild，1983；李晓菁、刘爱玉，2017)。这类劳动者与顾客的关系相对随机且不固定，她们需要通过情感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满足资方制定的行为或业绩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