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9)04-0102-12 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反映了个体在早期求学阶段对学业的抱负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念。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表明个体在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对其成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教育期望作为一种激励性的心理动机，可以激发青少年在学业上的积极性，提升其学业持久性，有效避免辍学等不良校园事件的发生[1]；教育期望越高的青少年往往有更好的学业表现、更高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2-3]。此外，早期的教育期望被证明是预测个体未来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指标[4-5]。最重要的是，在基于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所构建的威斯康辛模型中，教育期望是父辈地位影响子女教育及地位获得的关键中介变量之一，即父辈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或阶层再生产有一部分是通过子女教育期望而实现的[6]。 正是由于教育期望对未来社会分层的重要决定作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学者一直非常关注“哪些因素导致了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差异”这一问题。和教育获得类似，在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的众多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被视为最基本的结构性因素。家庭地位越高，其子女对自身的教育期望就越高，这一结论不仅在威斯康辛的理论模型中有清晰的因果路径，而且被大量的经验研究所证实[7-9]。当然，家庭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形塑不是直接发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系列中介机制经过长期影响才能得以形成。虽然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家庭因素进行了详尽地分析，但对其影响的过程机制尚未展开深入探讨，相关实证检验也非常有限。为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家庭资本投入这一理论视角，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家庭是如何影响和塑造青少年自身教育期望的。资本理论是社会学探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布迪厄(Bourdieu)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家庭拥有的资本量是存在阶层差异的，而且三种资本的不同配置会在教育场域中对子女产生差异化的影响[10]，这种差异化的影响也包括对子女自身教育期望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基线数据，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在当前教育越来越成为实现向上流动的必经之路、“教育焦虑”几乎弥漫每个中国家庭的现实情境下，中国青少年的教育期望是否仍然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2)如果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否由于不同阶层在对子女教育过程中的资本配置或投入的差异而导致?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分层情况及其形成的过程机制，对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教育公平和代际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家庭与青少年教育期望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威廉·塞维尔(William Sewell)为代表的威斯康辛学派就开始关注教育期望对教育获得的作用以及影响教育期望的因素，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塞维尔等[11]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智力水平、子女教育期望和大学教育获得之间的因果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地位和子女智力水平不仅对上大学有直接的显著影响，而且还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对其产生间接影响。特别是在布劳和邓肯提出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之后，威斯康辛学派把教育期望和重要他人等社会心理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纳入该模型，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辛地位获得模型”[6]。该模型主要以社会心理为导向，把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两大场域中的社会化过程作为连接社会出身与成年后地位的主要机制。根据该模型，不同阶层的青少年通过与教师、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关系，以及对学业成绩的自我认知，逐渐形成了他们早期对未来学校教育和职业前景的期望，这些期望的差异反过来又促使他们最终走向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的分层。由于考虑了更细致的过程机制，该模型表现出比经典地位获得模型更强的解释力，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教育获得、职业获得、代际流动和社会分层形成过程的理解。 从威斯康辛地位获得模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早期教育期望的形塑是相当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个人因素”(智力水平和学业表现)、“家庭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鼓励)以及“学校因素”(教师的鼓励和同伴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或直接、或通过某种路径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基于该模型，各国学者在过去几十年从个体、家庭和学校三个层次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由于本研究聚焦于家庭塑造青少年教育期望的过程机制，因此接下来仅梳理影响教育期望的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可归结为结构性和过程性因素两大类。结构性因素主要指家庭背景的相关变量，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户籍状况等，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家庭地位。无论是采用基于父母教育、收入、职业等变量而构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综合指标，还是采用单个地位指标，基于不同国家的研究几乎都验证了家庭地位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显著正向影响。成长于高SES家庭的孩子的教育期望要显著高于低SES家庭的孩子[12-13]；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对自身的教育期望也越高[14-15]；父母的职业地位和子女教育期望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父母为技术和管理精英的子女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期望[16]，但王甫勤等[5]的研究则发现不同职业阶层出身的子女在大学教育期望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文献中有关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的研究结论不太统一，既有正向显著[17]和负向显著[16]这样对立的结论，也有不显著和不稳定的发现[15，18]。除了家庭地位，其它家庭结构因素如子女个数、单亲家庭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因素。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特点，国内学者非常关注户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并且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户籍青少年的期望要高于农村户籍的青少年[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