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关键词 日本 政治“低姿态” 经济“高姿态” 本文所说的政治“低姿态”和经济“高姿态”,是指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历程的基本特征,也是指日本由战败国地位所决定的、有意无意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所谓“低姿态”或“高姿态”,既是客观历史条件和形势所使然的一种状态,又是出自主观的一种指导行动的方针。例如,战后日本一直委身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无疑,这是“政治低姿态”的一种重要表现。它既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所奉行的一种方针,又为战后日本被迫接受的“不战宪法”,在东西方冷战中的日美结盟关系这样一些客观存在的机制所使然。 日本长期保持“政治低姿态”,并不意味日本不想或不能充当政治大国。事实上,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中曾根首相在1983年就首次公开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政治大国”无疑是政治的“高姿态”,但“政治大国”与“政治高姿态”又并不完全等同。须知,日本主要是以“经济大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高姿态”才奠定了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基础。更要看到,日本毕竟是一个前战败国家,负有发动过侵略战争的道义包袱,而且仍在不少方面受着一定的约束,这决定了“政治低姿态”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日本的政治现实。 一 1945—1955年间是日本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是在美军占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确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并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时期,也是借助美国政策的优惠使经济得以复兴的时期。 战败的日本跟德国的情况不同,“盟总”并没有对日本实行直接的军管统治,而是保留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全套统治机构,实行间接统治。日本的最高领导层审时度势确定了利用美苏矛盾、依从美国,以图再起的方针。为此,日本政府起用了一批“美国方面无反感的、无战罪嫌疑的和通晓外交的人”去同美方打交道。于是吉田茂等原亲英美派政治家出任首相。并策划由天皇亲自出马,向美方演出了“政治低姿态”的重要一幕。1945年9月26日,天皇裕仁晋见麦克阿瑟,赢得麦克阿瑟好感。麦克阿瑟作出如下评判:“他的真诚合作和影响对占领的成功是大有关系的。”[①]天皇裕仁的“政治低姿态”为争取美国的“善意”,实现日美合作,克服战后初期的困难,复兴日本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战后初期,日本满目疮痍,生产瘫痪,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因战败和丧失殖民地,骤然有700多万军人及平民涌回国内,大批人员就业和吃饭问题无着落,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加之1945年是欠收年,城市人口主食定量下降到每天297克,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②]。 为了克服困难和复兴经济,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其中重要的是1946年8月建立了权力极大的“经济安定总部”(简称“安总”),“安总”的设立得到了“盟总”的首肯。在克服战后经济困难中,采取对煤炭业和钢铁业实行“倾斜”的政策,即优先为这两个产业部门提供资金,材料设备和人员,以它们的先行启动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的回升。这一政策使日本经济复兴走上了轨道。同时,在“盟总”指令下自1945年至1947年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民主改革。包括:解散原有军队,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取缔右翼法西斯团体,废除专制,保证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实行经济民主化和教育自由化,解散旧财阀,进行农地改革,制订新宪法等等。这些民主改革成果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战后世界革命大潮以及日本人民斗争的结果,是日本政府被迫采取的“政治低姿态”的结果。新宪法的制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1945年10月麦克阿瑟首次指示日本政府修改旧宪法,拟订新宪法。1946年2月币原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仅把旧宪法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把“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其余皆原封未动。对此,“盟总”非常不满,很快提出了由美国按英国议会政治体制的模式制订的《日本国宪法草案》,并让币原内阁“参照”。2月21日麦克阿瑟又对币原讲:“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改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天皇的地位。”[③]币原内阁不得不采取“低姿态”以美国草案为蓝本迅速制订出新宪法,并经议会通过。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努力并不热心。只是到1948年远东形势剧变,美国开始推行冷战政策时,才转而急于想恢复日本经济以便使日本变成“远东工厂”、“反共堡垒”。为此,美国在1948年指令日本内阁中止“解散财阀”等措施,执行美国制订的“稳定经济九原则”。美国总统杜鲁门强调“日本的经济复兴已成为最高政治议题”[④]。之后,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于1949年增至4.68亿美元[⑤]。而且援助由原来的救济性援助转变为建设性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