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史学的代表人物。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把他看成是当代法国新史学最早的“祖先”。[①]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把今天“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看成是“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的“恢复”，而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和《世界史》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作。[②]显然，伏尔泰的世界史观在他的整个历史思想中，及在西方的历史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全面理解他的世界史观，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沉沦约1个半或2个世纪后又受到重视的现象，对认识西方历史思想史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 伏尔泰 世界史观 一、对地理大发现为史学世界史观提供了客观条件 任何世界史观，都以一定的关于世界各地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在地理大发现前，欧洲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尚限于地中海和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所以严格地说，当时还不存在真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观。地理大发现初步造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也因此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成为可能。 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世界各地的知识震撼着欧洲的思想界。詹姆斯和马丁曾这样说道：“从十五世纪初期以来，源源而来的新资料在欧洲知识界不断涌现，宇宙学者们为这些问题争执不已。最初，他们遵循传统的方式，去追求天命论的证据。就象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中世纪时代里，大部分学者几乎全都逐字逐句地接受创世纪中所说的一切一样，他们费尽心力，使他们对于地球的新发现和《圣经》相适应。但是，这些方法和传统变得一天天难以保持了。”[③] 历史学也是这样，旧的神学的“世界史”观也面临着多种挑战。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几百年间，在新知识的冲击下，它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然而点点滴滴地被新思想所侵蚀。到18世纪中，伏尔泰站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上，集各种新思想之大成，对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对神学的“世界史”观的种种挑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种回答就形成了伏尔泰的世界史观。 地理大发现对旧的神学的“世界史”观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为什么世界上存在这么多《圣经》里不曾提到过的人类（美洲印第安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等），他们与已知的欧亚及北非人的关系如何，怎样在世界史著作中表现他们？“传统的世界史著作中，各国的家世曾有一个稳定的成员关系，并在中东有一个共知的祖居。”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问题是，如何把美洲或西印度等地那些奇怪的居民塞进这个世界史的框架中来。如果塞不进来，“过去写的世界史将没有世界性，现在和将来也不可能写出世界史”。早在1552年，就有人指出，美洲的发现是创世纪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他把印第安人的问题看成是“向传统的历史解释提出的严肃挑战”。[④] 鉴于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人对之作出解释。最早一种解释是意大利人彼特罗·马蒂尔（1455—1526）提出来的。他戏称这些几乎裸体的印第安人在人类的黄金时代就由于其居住地与西方世界隔绝而逃过了“堕落”。当时的神学家和传教士暂时采纳了这种说法，但他们收集、撰写的大量有关印第安人传统、文化、生活和思想的材料，说明印第安人并不是亚当、夏娃以前那种心灵“洁白无瑕”的人类[⑤]。另一种解释是16世纪初一个叫阿科斯塔（Acosta）的耶稣会士提出来的：根据15世纪时意大利一些学者的看法，亚洲和美洲间只相隔一条狭窄的海峡，有人戏称之为亚尼安（Anian）海，印第安人可能就是跨过这条海峡的亚洲人，他们进入美洲后只发展到高度发达的野蛮文明。[⑥]这种说法有利于维护人类起源于近东的旧理论。1666年，荷兰人格奥尔格·霍恩（Horn）写了“第一本把新近发现的地区和民族包括在内的世界史”，叫《诺亚方舟》，他力图把传统的世界史写法与新的人种志、地理知识结合起来，提出洪水破坏了人类原先的统一，而大发现把这种统一恢复了。[⑦]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显然无法让人满意。 2.把新“发现”的居民放进世界史是一回事，在世界史中给这些居民以什么地位，或者说怎样去描述他们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历史学面临的另一种挑战：如何解释东方（中国、印度）文明比西方的更古老，在很多方面比大发现时期的西方达到更高的程度？西方人的传统解释，是人类文明从近东（埃及等）向远东传播的套路。直到18世纪，法国人还普遍认为“中国人仅仅是埃及的殖民地人，或者说是腓尼基的殖民地人。”他们还甚至认为，埃及的第一任国王美尼斯就是中国的大禹，埃及的第二代国王亚托埃斯是中国的启。其理由之一是，“埃及人有时候在夜间点燃火炬，中国人也点灯笼，所以中国显然是埃及的一块殖民地。”[⑧] 这些荒唐的说法经不起检验，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增加及有关东方的知识在西方的传播，18世纪里，这些说法已显得过时。正如伏尔泰所说：“耶稣会教士帕尔南曾在中国生活过25载，又精通中国语言和学术，他既不失礼而又蔑视地驳斥了这一切想象之说。所有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人，凡是听到有人对他们说西方人们改变了中国这个帝国，尽都付之一笑。”[⑨] 从上面伏尔泰的叙述可以看出，地理大发现后几百年间，西方人从整体上说低估了东方文明的成就与特点，只是到了伏尔泰的时代（18世纪中），西方才有较多的人对这问题达到了较符合实际的认识。因此，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在世界史中表现东方文明的问题，才引起人们较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