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诗人屈原的这一千古绝唱，罗荣渠先生终生服膺，这位北大名教授的书斋名号即为“上下求索书屋”。正是本此精神，书屋的主人默默耕耘，上下求索，华章灿烂。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值罗先生学术事业的高峰期，无情的大面积心肌梗塞却夺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的宝贵生命。我们为痛失罗荣渠先生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抱憾，但他那种苦苦求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一 1927年8月29日，罗荣渠先生出生于成都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罗文谟是知名的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别号“双清馆主”，与张大千、徐悲鸿等大师过从甚密，常泼墨于一纸。良好的家学熏陶和影响，使罗先生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生喜好诗词书画，其中在书法造诣方面尤深，曾有多幅作品选送海外展览。《北大史学》、《世界史研究年刊》（创刊号）等刊名题字亦出自罗先生手笔。罗先生生前为书画人才济济的北大燕园书画会会长。 罗先生少时就学于成都著名的成都县中（初中）和树德中学（高中），当时即已显露出其出众的文史才华。中学时，他曾与一批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发起、组织“四为学会”，以宋儒张横渠的名言为旨趣，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心忧天下，豪情壮烈。1945年，先生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次年复员北上，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由此开始，罗先生与北大、与历史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罗荣渠先生在学生时代即已对中国文化史、中外交流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其学术师承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北大，大师云集，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教授。向先生开设的中西交通史等课程，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外关系和西方文化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先生生前一直珍藏着北大读书时的处女作如《古代“琉球”问题争论之总清算》和《古代中国文化西来说述略》，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选题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据先生自述，“在北大读书的几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向达先生。他给我的不仅是丰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踏实、严谨的求学作风，深厚的考据功底与贯通中西的治史方法，让我这一生都受用不尽。”事实上，罗先生后来从事世界史特别是美洲史研究时，也的确一向注重对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文化沟通的探讨，卓尔不群，成就斐然。 1949年7月，罗先生自北大史学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秋，先生往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从事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十月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红军》等论著。1956年9月，经业师杨人楩教授推荐，罗先生重返母校历史学系任教。道路漫漫，苦苦求索，先生在北大执教凡40载，桃李天下，堪称一代师表。[①a] 1996年4月4日，罗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 二 罗荣渠先生是我国美国史、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元老之一。还在60年代初，他即围绕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史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对美国的侵略政策进行深刻批判。其中，最显其学术功力、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之一是《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②a]该文研究了早期门罗主义的起源、性质、作用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阶级实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门罗主义是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继承和重大发展。门罗诸原则不仅包含了美国早期对外政策旧质中的量变因素，而且在量变中有新的部分质变。门罗主义对美国传统政策的最大的发展，是它包含有美国对美洲的事务拥有合法干涉权的思想，包含有为保护美国的殖民利益而排斥欧洲的殖民扩张的战略原则，因此，门罗主义的提出为美国争夺西半球的霸权的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完整的理论准备。”至于门罗宣言的作用这一海内外学界众说纷纭的焦点问题，罗总结道：“美国政府在门罗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上，完全是放空炮；而在美洲体系原则上，则是美国自己首先破坏自己订立的原则。”基于此，作者认为，“门罗主义不过是美国统治阶级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的一个投机性质的外交声明。所谓早期门罗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不但是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大大夸张了的，简直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篇发表于30年前的长篇论文，时值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美国对拉美挥舞大棒、横加干涉古巴革命之际，故而亦未免时代局限的烙印，但即令如此，也仍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厚重之作。事实上，该文与此前此后发表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③a]和《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④a]应视为罗氏在美洲史领域功成名就的奠基之作。 时隔15年之后，历经曲折与磨难，1980年，罗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登高而呼：“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以特有的个性提倡：“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在他看来，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的立国特长，“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尊重别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夸大为全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尽管美国有许多污秽和丑恶之处，“而且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这些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这篇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①b]使学人思路豁然开朗，可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罗先生率直坦言：“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美国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可以公正地讲，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开放与大度的心态以及深厚的理论思考，实际上具有相当超前的丰富蕴含；罗先生的这一学术个性与品德还一再体现于其学术探索的历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