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曾说过，文明的进程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发展。[①a]然而迄今为止，各种研究文明的著作都只偏重前者而疏忽后者，对行为方式文明化——人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历史更是绝少涉及。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二者实际上密不可分。社会发展势必造成文明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强化，而行为方式的文明化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进步。正是出于这种想法，行为方式史不应再是“被遗忘的角落”。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笔者虽初涉此道，识见粗陋，仍率尔操觚，写作此文，探讨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有关行为方式的社会规范的变化，此中所反映出的文明观念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基础。 时代的需要 1530年，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应某贵妇之请撰写了一本名为《蒙训》的小书，用以教育其子女。此书专门讲起居规矩和公共场合的行为准则，虽然是对贵族子弟说教，实际上适用于各色人等。此书既非学术巨制，亦非伊氏代表作，但从初版到作者辞世，6年间重印30余次，至16世纪末，仅拉丁文版重印已达80次以上。为满足不同教派、年龄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要，它被不断地改编、续写、注释，并被迻译为欧洲多种文字，版本总数有130种之多。除此书外，当时还有一些同类作品流行于世。16世纪的西欧风起云涌，巨变迭出，相比之下，行为举止实乃末节小事，何以受到学界巨擘伊拉斯谟等人关注？一本教训蒙童的礼仪小书又何以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今日仍被西方学者称为“礼仪第一书”？[②a]这些问题耐人寻味。 实际上，对行为方式及其有关规范的探讨非自伊拉斯谟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鲁塔克、昆体良等贤哲就曾著书立说，论述“行为的标准”。中世纪神权文化占统治地位，上帝成为万事万物主宰，现实的一切均被视为神意体现，人们所重视的不是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是其象征意义，行为举止也同样被认为具有象征性，所以万万不得轻举妄动。正如歌谣所云：“举手投足虽小事，诸君切莫小视之。优雅当以应天意，得体是为合神旨。一颦一笑须谨慎，如此方可免过失。”[①b]12世纪以后，有关行为举止的说教不断加强。在祈祷书、教义问答、骑士文学、乃至训练记忆力的课本中均不乏此类内容。15世纪在英国已经出现专门的礼仪用书。由于中世纪人们的用餐方式常为多人同桌共进，因此这时的行为规范特别关注吃相。从饭前洗手、入座、取食、进食、餐桌上的谈话，直到饭后如何离席，一一详加指点。[②b] 中世纪西欧等级分明，等级结构因社会发展滞缓而相对稳定，行为方式也带有浓厚而固定的等级色彩，行为举止也因而被分为“高雅”和“鄙俗”两类，前者是贵族专利，后者则属于农民、农奴等“村夫野汉”。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某人习惯在吃饭时松裤带，……他绝不是真正的贵族”。“在吃饭时用手揩鼻子的人，……肯定是个村汉”。“如果你的面包已咬过，就不要再放到公用盘子里去蘸汤。农民可以这么干，但高贵的人不可以”。[③b]对吃相特别关注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行为规范的等级制特点。中世纪贵族家庭规模很大，主人、主妇及子女、寄居的亲戚、管家和仆从，吃饭时全部聚在一起。节庆设宴时，来宾也并非都是贵族，而多为附庸、随从之类。总之，身份高贵的人与下等人同桌吃饭的场面常常出现。这时贵族就需要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同时也需要对其子女及其他人加以约束，于是特定许多进餐规则，专以体现和维护等级差别为目的。比如，上等人先洗手，先从盘中取食，可以使用特制餐具，如金玉、水晶制成的汤匙、象牙或乌木柄的餐刀；下等人则必须坐在下首，洗手取食也须“甘居人后”。[④b] 15、16世纪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经济活动逐渐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政治上封建割据让位于中央集权，基督教会失去了凌驾地位，文化则向古典理性“复归”。在这一切都在变革的特殊时期，传统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 首先是旧贵族衰落，一批新贵崛起，公侯世家不再是荣华富贵的同义语，出身卑贱也不复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的地位变化之快，落差之大，均为前所未见。原来由僧俗贵族与农民组成的社会两极结构变为复杂的多极结构。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封建贵族不能再垄断“高雅的”举止，至少在理论上，其他阶层也有分享礼貌和教养的权利。另一方面，新兴的“社会精英”们为显示其存在及价值，故意在行为举止方面反传统。这些都促使行为准则发生变化，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内容进入了原有的社会规范。 其次，时代对行为规范的功能和性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中世纪的行为规范旨在标识尊卑贵贱，维护社会等级差别；那么在过渡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交往频繁，城市人口密度加大，人们对行为规范的要求转为有利于人际关系和谐，促进相互沟通，体现权利与机会的平等，承认个人奋斗的价值。 过渡时期不仅需要一种超越等级身份的、平等普遍的、客观的、全新的行为准则，同时也为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第一，人文主义者对“血统论”的批判否定了贵族行为的天然高贵性质，他们认为，出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道德修养。若不具备“美德”，再高贵的出身也提高不了身价。他们强调人格的可塑性，认为包括风度举止优雅在内的“美德”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只有肯于学习、严以律己的人才是真正的贵族。[①c]第二，在过渡时期，封建贵族、新兴资产阶级、专制君主三种力量互相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以前一向依附于王权或贵族的知识阶层获得了暂时的社会独立性。而恰恰是这一点，即代表社会理性、影响社会舆论的知识阶层获得独立人格，乃是客观的行为准则建立的基础。第三，割据混战局面结束，商品经济和市场兴盛起来，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品德和能力不再是与黩武主义相应的勇猛骠悍、武艺高强，而是智慧与社交能力。适应时代变化，能被社会接纳，善于经营和与他人交往，成为新的成功标志。与此相应，自我约束、谨言慎行、相互尊重和宽容忍让成为新的道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