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史学界研究美国对外关系，视角往往集中在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方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很少研究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对外关系中的影响。美国文化价值观主要指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及与行为相关的信仰、思想、习俗、准则、惯例等等。这些东西往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潜在地对人们形成约束，尤其是那些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决策人物更是难以摆脱这些观念的羁绊，他们常常将其体现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上，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某些独有的特征。本文拟对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探讨，为揭示这些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或思路。 一、奉天承运的“使命”神话 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影响着美国人对其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伦理。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新教教义是其中的主要理论体系之一。尤其是他提出的信仰得救的“预定论”，即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则为弃民，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发财与破产，是区分二者的标志。由此引发出关于新教徒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责任或义务。这种宗教价值观被英国清教徒带到了北美大陆，成为美国使命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使命观尽管对于新教各教派来说都不失为一种使自己在尘世间的行为合理化的解释，但它所体现出的内容在虔诚的清教徒身上则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本想在故土大展鸿图，推进宗教改革，实现梦寐以求的神圣理想。但由于他们的主张反映出新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因此很难为统治阶级所容忍。随着英国王室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英国的特殊地位在清教徒的心目中逐渐消失。而当王室开始对威胁其统治基础的清教徒进行迫害时，大批清教徒只好背井离乡，移居北美，试图在这块尚待开发的大陆上建立一个为世人所仿效的理想社会。早期移民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不无感触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①a]他们决心在这块新土地上进行神圣的实验，把它建设成为受世人敬仰和效仿的“理想王国”。北美移民始祖们的这种“使命”信念作为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北美大陆地沃人稀，资源丰富。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早期移民成功地适应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精神上摆脱了昔日的压抑与束缚，物质上享受了大自然恩赐的优越条件，从而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自由的珍贵。虽然早期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只寻求到了自身所享有的自由，还没有形成把这种自由推及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但新大陆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这种意识融合进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由此体现了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进而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对美国外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学者莫雷尔·希尔德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写道：“考察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②a]这里是指深受白人文化熏陶的决策人物很难在思想意识上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美国领导人的言论中也的确看到这方面的倾向。如威廉·麦金莱总统1899年就曾对一个卫理公会组织说，他做出兼并菲律宾群岛的决定是为了履行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③a]。威尔逊1919年宣称：“我比其他任何人更相信美国的命运，我认为，她有一种精神能量，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用此来使人类获得解放。……美国享有完成其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④a]类似这样的言论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并非鲜见。他们的所说尽管不是所为的真实反映，但折射出了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非是想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美国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打着履行特殊“责任”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地把对弱小国家事务的干涉推向高潮。其结果并没有给被干涉国家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也不会有助于当地问题的解决，相反却给本来就不太安宁的局面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引起那里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不满，有时还酿成激烈的反美情绪。美国著名学者阿瑟·林克就把威尔逊的政策称为“传教士的外交”，认为威尔逊的外交受到“帮助”其他民族的愿望促动[①b]。他的解释仅仅注意到了威尔逊政府在处理与落后国家关系中要求它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而忽视了这种文化渗透恰恰是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扩张服务；更没有涉及这种政策给被干涉国家事务带来的并不是威尔逊宣称的“理想”，而是一系列无法忍受的灾难。德国学者马里翁·登霍夫指出：“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到死胡同和一系列大灾难。”[②b]登霍夫作为一个置身于美国文化之外的学者，其观察可谓洞若观火，一针见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印第安人的生存手段在滚滚西进的车轮辗压下不复存在，世世代代居住着墨西哥人的领土在隆隆枪炮声中被并进了美国的版图，这些无疑是对美国宣称的“使命”的莫大讽剌。 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富布赖特在《权力的傲慢》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决策者怀抱的那种不切实际的使命心态[③b]。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看，如果一个民族认为，它拥有上天赋予的一种优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或能力，就必然得出结论，拯救和统治落后民族是它的注定使命。历史上多少个大国就是在这种“使命”心态的驱使下，扬起了征服其他国家的大旗，尽管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却一步步地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美国是否重蹈覆辙，我们不敢妄断，但事实已证明，以履行一种特殊使命为特征的美国对外政策在执行中不仅没有完全奏效，相反正在受到被干预国家的强烈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