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作为英国现代的重要政治家，他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实践受到各国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出版了大量论著。这些论著主要集中于二次大战前后——即从反对绥靖政策起直至冷战时期——的这段时间内。可是，如果我们综观丘吉尔一生的外交活动，就可以看出，他的外交思想早在一战后就已初步形成，经过三十年代，二次大战和战后初期的逐步完善发展，最终形成其完整体系的。因此，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三十年代初丘吉尔的外交思想，对研究丘吉尔的一生乃至整个英国现当代外交史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但是，作为旧世界格局中的世界霸主的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在一次大战所形成的新格局中如何维护英国的霸主地位，成了一次大战后英国政治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英国当前或潜在的最大对手是谁？在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各种利益之间，何种利益处于最关键的位置；英国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英国的对外政策和力量配置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调整？ 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认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面临的形势。英国在一次大战中损失惨重。军队阵亡74.7万人，伤169.3万人。物质损失据凯恩斯估计为5.7亿英镑，海外投资损失1/4。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国的资本输出额从1914年的180亿美元降至1919年的134亿美元，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的地位。[①]但英国在大战中也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控制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外战略要点；获取了许多原德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国家实力走向衰落的情况下，大英帝国在它扩张的历史上已达到了极限。现在英国所急需的，是一个可以维持现状，让它慢慢消化战利品的和平国际环境。正如丘吉尔1929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发表的演说中所指出的：“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比大英帝国对世界和平更感兴趣，它已经拥有了它所想要的一切领土和资源，需要的只是一个在和平条件下发展它们的机会”。[②]既然确定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战争胜利果实为主要战略目标，那么，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策略呢？1921年9月24日丘吉尔首次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如果我们要摆脱战后时期的困难的话，必须在主要的国家之间进行和平的相互合作。这儿有两个大的国家集团，它们中的每一个对恢复世界安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英法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重建欧洲的繁荣。其次是美英日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防止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并维护太平洋的和平。我们的国家在造就这些融洽的合作中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你也许可以说没有英国的援助和领导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产生”。[③] 在丘吉尔的心目中，这两个国家集团有主次之分。由于美国力图以国联为工具积极干涉世界事务的政策遭到失败，日本主要关心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两大非欧洲强国对欧洲的世界领袖地位暂时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欧洲仍然是世界外交舞台的重心，丘吉尔心目中的战略重点，所以，丘吉尔将欧洲作为英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其注意力偏重于第一个国家集团。下面就英国对欧洲政策，对俄国政策，二方面来论析丘吉尔是如何运用上述外交战略思想的。 一 欧洲是丘吉尔外交视野中关注的重点。丘吉尔以为，要实现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的战略目标，首先要保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使欧洲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为此，必须在英国领导下实现欧洲各国合作尤其是“英法德三国合作”。 一次大战后，欧洲问题非常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处理战胜国间的关系和战胜国与战败国间的关系。 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德国。德国地处欧陆中心，位于西欧国家和苏俄之间，它的偏向直接影响到双方势力的消长，能否控制德国，直接关系到欧洲局势的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普遍出现了一股敌视德国，希望严惩德国的思潮，主张以最苛刻的条件给德国以致命打击，使其一蹶不振。战争刚刚结束时丘吉尔也持同样观点，主张对德皇及其僚属进行严厉的审判；德国应为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德国武装。但是，作为一个战略家，丘吉尔毕竟想得更深远些。他认识到德国是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衰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将在中欧造成权力真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这一地区的混乱而破坏欧洲局势的稳定，甚至可能会给俄国提供输出革命的机会。而一战后德国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战争使德国的整个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阶级矛盾尖锐复杂，1918年11月爆发的革命，推翻了德皇的统治，而且革命有可能发展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凡尔寒和约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极度不满，极右翼势力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迅速集结并疯狂活动，力图恢复军事独裁统治。 本已十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处于左右反对势力的夹攻之下，岌岌可危。如果协约国再采取对德强硬政策，无疑是给魏玛共和政府雪上加霜，使它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丘吉尔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极右势力取而掌权，都将把凡尔赛条约作为攻击的对象，推行敌视协约国的政策，危及欧洲的稳定，而当时的魏玛政府奉行“迂回政策”，即尽力履行和约，获取战胜国的宽容，为德国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25年德国外交部长卡斯特莱泽曼在给前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德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可以忍受的条件下解决赔款问题，并且保障和平。和平是恢复我们力量的基本前提。”[④]这一政策无疑对丘吉尔稳定欧洲的战略目标是有利的。所以丘吉尔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主张不要过分削弱德国。1922年3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指出：“实际上，德国的局势使我们最为担心。许多年以来，德国的力量是欧洲最大的危险。而在过去15个月中，德国的软弱构成了欧洲的危险。1月里我曾冒昧地说德国的共和国政府，准社会主义政府，值得协约国提供帮助。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阴谋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暴乱。……英国的政策应该是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使这个温和的德国政府作为一个活跃的实体维持下去，并且在它统治的时期内把德国人民的生产能力组织起来，从而使繁荣得以恢复。”[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