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贫困问题不仅是社会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大量证据表明，经济成长并不一定带来普遍的繁荣，甚至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中，许多人依然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上下，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强而不是在减弱。正如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刺激，导致加强对价格和工资、失业和贫困诸问题展开研究一样，不断增加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已经导致对前工业社会贫困问题的重视。但是，人们对贫困原因的探讨仍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有人相信经济成长得益于节俭的美德，他们把贫困赋以这样的特征，即认为它具有临时性和地方性特色；还有人把穷人的生活状况和行为模式解释为陷入贫困沟壑中的个人不当行为或家庭低劣处境的后果。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是社会不平等和文化隔离赖以存在的基础。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不发达的前工业社会不能向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可以接受的基本生活条件，结果导致物质匮乏和不堪忍受的悲惨状况。也有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贫困解释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并把其外在的种种表象解释为穷人固有的特征。这种观点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了前工业社会时期社会上层集团的偏见，即把大量存在穷人的现象归咎于个人的不幸或无能，或者归咎于慈善机构的存在，这种机构由于过于慷慨而代替了对劳动的刺激，助长了穷人“懒惰”的恶习。不管这些认识的出发点如何，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对穷人、流浪者、乞丐的社会防范和社会控制。所以，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逐渐加强，另一方面是贫困的扩大和蔓延迫使统治者从以惩罚为主的社会控制政策开始向惩罚与救济并重的社会政策转变。但是，这种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社会贫困问题。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也是英国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模式。 一 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前工业社会中，英国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普遍存在着贫困问题。起初，pauper（贫民）概念并不隐含一个穷人的意思，也不是指一个奴隶或农奴，而是指一个自由人，他的自由必须予以保障。pauper的特征就是他的依赖性，这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贫民可能因身体虚弱（年幼、年老、疾病）、精神上缺陷或处于某种状况（孤儿、寡妇）而导致贫穷，也可能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他们虔信基督教教义，在教会或修道院附近志愿地过着一种使徒式清贫生活。只有一种形式的依附性显然归因于经济原因，就是自由持有小农由于被掠夺或其他不幸的结果，其收入不足以满足权势者们的需求，他们也被贴上贫民的标签。这些小农逐渐走向破产，他们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最终导致其土地转归债权人，自己被迫沦为移居到城市的多余人口。由于失去土地，贫民不再享受村庄共同体的保护权利，村庄可以轻视他，但决不能抛弃他。但是，那些移居到城市的贫民就不同了，他们只是不知姓名的外地人。作为流浪乞丐，他们可能传播疾病；作为失业者，他们又可能会带来危害社会治安的种种麻烦。因此，许多城市建立收容中心，向病人、残疾人、穷人和来往客旅提供临时性物质和精神帮助。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其所居住和工作的城市给予日益增加的关注，因而他们往往最先出资兴建私人慈善机构。由于自治市市民事实上控制着慈善基金，他们逐渐把其慈善管理权扩大到传统上为教会所控制的地区。12世纪左右，基督教会福音传道处于兴盛阶段，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激励着人们，尤其是那些虔诚的教徒，从宗教上寻求精神解脱之路。所以，12世纪教会倡导的返回福音运动往往促使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去寻求福音的和志愿的贫穷，即意味着返回到教会的物质和精神贫困之中。这对社会贫困现象起推波动澜的作用[①a]。志愿性贫困具有一种神圣化的特征，但教会夸大志愿性贫困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反对世俗诱惑的手段。基督教会通过各地的修道院及城市中的慈善组织，以提供衣食的方式直接参与对穷人的周济。汤普逊指出：“几千几万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人，穷困、饥饿、疾病、没有安全；这一切立刻产生了一个迫切的社会经济需要，各种救济方法也是由此而来。对难民和穷人，寺院遂成为救济所、寄宿所了。”[②a] 福音运动宣传的贫困的神圣化，导致许多虔诚的穷人被钉在社会底层的十字架上。由于穷人是联系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中介，他们在尘世的地位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们的贫困被解释成一种必然性和合理性，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在教会看来，贫富之间的根本差异既是毫无疑问的，又是相互沟通的。因为富人的灵魂深处是贫困，只有通过善行才能予以弥补，正如穷人富有的灵魂隐藏在贫穷的外表背后一样。所以，穷人又被归结为精神行为的消极代理人，正是他们所接受的施舍给捐赠人带来了精神价值。然而，中世纪盛期的所谓“社会契约”趋于这种情形：由于要被拯救，富人就需要穷人；穷人则有“责任”处于贫困状态，这种责任又隐含着对富人服从的义务。基督众使徒不都是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的吗？因此，寡妇、病人和残疾人，以及接受其悲惨命运的乞丐都被视为上帝的选民，而贫穷的工资劳动者则会受到普遍的赞赏。 由于贫困被描绘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善良状态，这就破坏了教会使徒的天职而去赞成富人。其实，根本不要指望那些商人和从业者会使穷人摆脱其悲惨处境，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穷人发财致富，穷人必然构成富人今天和明天获利所必需的劳动力主体。但是，在贫困问题尚未受到世俗社会应有的重视以前，富人的捐助、施舍对保证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发展和维持社会平衡起了一定作用。13世纪，慈善机构获得惊人的增加，现存基金得到稳步增长。慈善收养院（hospitals）规模扩大了，其行政管理加强了。要认识前工业社会的济贫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这些机构在当时的特殊功能。健康关怀在慈善收养院不占主导地位，慈善收养院开支也只是占其预算的一小部分，甚至连内科医生也没有。慈善收养工作的重点放在满足需求者的需要上。这些受到接待的人包括病人和残疾人、客旅和朝觐者、孤儿和孕妇，还有穷人和乞丐。但是，收养院作为慈善机构的济贫能力却是有限的，最佳状态下的慈善也仅仅是使被收养者免于暂时的饥饿而已。 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灾难性死亡和各种流行病由旷日持久的破坏性相伴随。在这一个世纪中，欧洲人口减少1/3左右，无数村庄被废弃，大规模移民频频发生，从而导致人口统计自中世纪以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在城市里，工业活动日益缺乏劳动力，潜在的穷人数量巨大，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社会处于严重的暴力反抗危机之中。如14世纪英国既要负担对法百年战争的长期战费，又要收拾波及面很广的瓦特·泰勒起义破坏的残局，更要面对肆虐横行的黑死病威胁。为了解决人口因死亡率攀升、出生率锐减、劳动力匮乏所导致的矛盾，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政务会于1349年颁布“劳工条例”；1351年，议会又增加了新的规定。前者旨在确立所有身强力壮劳动者的所谓过去责任，后者对突出的乞讨现象加以限制。爱德华时期的劳工条例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雇主的劳动力资源，规定所有60岁以下没有生活来源、身体健壮的男子和妇女，都必须按黑死病以前，即1325—1331年间平均工资水平标准受雇；在农村，地主对其佃户的劳动力享有一种预先购买权，严格禁止所有雇工和日工在其合同期内离开其主人，禁止任何人雇用这样的人；禁止土地所有者或订约人支付超过惯例的高工资；最后，禁止对那些身体健壮而又拒绝劳动的人进行施舍，以迫使他们依靠劳动挣得必要的生存条件，不服从者要受到严格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