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联教授学贯中西，多闻博识。他出身于浙江鄞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张寿镛是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其最大贡献是创办了私立光华大学，编刻《四明丛书》。张芝联自幼在家塾读儒家经典、古文诗词，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深入研修和广泛涉猎中外历史、文学思想史，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 在大学读书期间，张芝联受业于张歆海、吕思勉、张尔田、洪业等文史鸿儒，发表了《什么是古典主义？》、《历史理论引论》、《古代的中西交通》、《柏拉图的共和国》、《历史与文学》等多篇论文，并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学——从〈尚书〉到〈史记〉》毕业论文。从欧美留学和考察归国后，他感到，为发展中国史学，除必要的国内客观环境外，中国史学家必须开阔眼濈，吸收国外史学研究的精华。他暂时舍弃了对中国史学和外国文学的兴趣，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大量历史书籍和掌握英文、法文的便利条件儸转而从事世界史和西洋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最后集中到两个主要方面：当代西方史学和法国史。 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与研究中，张先生撰写、主编、翻译、审校或参与编写的论著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属于通史性和资料性的；二是法国史专题及中法关系史；三是论述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方法及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四是向国外学术界介绍和评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成就。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起到了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宏扬中国文化、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作用，特别是为国内世界史研究这门年轻的学科起了奠基的作用。 张芝联教授认为，我国世界史研究薄弱，必须重视“基本建设”——教材、资料、工具书、地区史、国别史、专史。1961年，张先生受命参加了《世界通史》（总主编周一良、吴于廑）的编著，并担任了其中近代部分（上、下册）的主编（之一），1971年又参加了该书第一版的修订。此外，张先生还积极参加了《世界史资料丛刊》的编审工作，独译了《1871—1914年的英国》一册；他重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协助商务印书馆编审《外国历史小丛书》。 张芝联教授主张，把我国实际与国际史发展挂钩或接轨，切实研究重大问题和史学理论及方法，特别是要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此，他从1956年起陆续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书评和文章，评介西方史学流派和学术动态。1960年，他应邀到贵阳讲学，把德国学派、法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学派、大企业学派，作为其重要内容，其中，法国年鉴史学是他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1986年，张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了长篇论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他把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因素按其重要性分为三个时段，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其相应的概念：“结构”（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事件”（革命、地震、战争）、“局势”（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但是，正如张先生指出，布罗代尔并未正确阐明上述三个因素间的辩证关系，“布罗代桘和许多年鉴史学家一样，在处理人与环境、条件、传统的关系时，往往过分看重后者的‘决定’一面，而忽视人的‘创造’一面。在他的人、地、时三位一体的网络中，人好像永远是被动地、机械地、本能地在活动”。从这方面说，布罗代尔的史学观是“历史悲观主义的”，其方法也是“机械的”。这篇论文后来作为三联书店出版的三卷本布罗代尔《十五——十八世纪物质文明……》中译本的引言再次发表。 张先生又认为，了解和引进外国史学还须“走出去、请进来”。几十年来，张先生到法、美、英、德、意、瑞士、荷兰、原苏联等国讲学、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带回了大量有价值的史学信息和图书资料。同时，他以各种名义邀请国外史学名家来我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例如1989年的上海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3的北京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等。 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当然是双向的。张先生去国外讲学、考察，参加学术会议，从不放弃向国外同行宣讲中国史学的进展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例如，他分别用英、法、德文发表的《清末民初政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作为批评家的王充》、《19世纪末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特点》、《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和困惑》等论文，即是在意大利、罗马尼亚、英国、法国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鉴于张芝联教授在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1985年，法国政府特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为推动法国史研究，张芝联先生同全国各大学及有关科研机构的学者于1979年创立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他被选为会长。张先生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体系新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到，对过去因受教条主义、僵化、庸俗化、简单化影响而被曲解或评价不恰当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了重新阐释，充实了以往少有涉猎或未触及的有关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有学者评价说，该书是一部我国法国史专家自编的纵贯古今、全面系统阐释法国历史的著作，是一项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张先生还出版了两部专集《从高卢到戴高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获北京大学第三届科学研究成果荣誉奖）和《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从高卢到戴高乐》这本集子，收集了张先生1978——1988年间所发表的有关法国历史、中法关系、法国大革命、法国史学与法国史学家方面的研究成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10年我国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史学的进步和发展水平。该书对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一些众说纷纭的重要人物作了评说和澄清，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例如，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与罗伯斯比尔齐名并一度合作的雅各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后被罗伯斯比尔派送上了断头台。对丹东的评价，190年来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翻来覆去，忽上忽下。张先生查阅了大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丹东在对斐扬派和吉伦特派斗争中有过动摇，但基本上是革命者、爱国者，特别在1792年夏秋之际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说他因此出卖祖国和革命则只是‘事出有因’，属于‘可能性’、‘盖然性’的范畴，缺乏过硬证据”。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内外形势紧张的时期，丹东与罗伯斯比尔之间的矛盾和对革命认识的分歧日益加剧。热月政变后，丹东的理论实现了，而罗伯斯比尔的革命理想尽管比丹东的理想崇高得多，但暂时还不能在法国实现，这是由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
